十八年前的1984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进入第5个年头时，深圳广东沿海一带改革开放已经如火如荼，而作为内地公有制企业的江宁县金箔锦线厂（金箔集团前身），广大职工对于什么是改革开放还不甚了解。职工中的思想观念、理性认识、谈吐标准，基本上还停留在“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以致于企业内部闹矛盾、争雄争霸斗气，企业无法发展前进。一个1955年就开始创办的老厂，经过28年历程，到了1983年年底，企业竟进入资不抵债的境地：38万元固定资产，却有197万元内外债，当年产值只有175万元。
正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江宁县政府决定让我做该企业的领头人。我通过对企业的全面调查了解，认识到只有率领广大职工投身改革开放，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发展机遇，金箔厂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得以发展。而要使广大职工自觉投身改革开放，首先要使他们从理论上搞懂，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怎样改革开放。但是，广大职工群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他们对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高瞻远瞩的理论很难一下弄懂弄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重大意义还知之甚少。这时候，极需要一些改革开放的
中坚分子们，善于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伟大理论，与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百姓听得明白懂、搞得清楚的“土理论”。这样才能宣传职工、组织职工、动员职工、带领职工在改革开放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大显身手。面对当时的情况，认识到自己现在身为一个小企业的负责人，自己的工作千头万绪，头条任务就是积极充当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本单位实践相结合的中坚分子。于是，在我任职的十八年里，我积极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伟大理论“鼓”与“呼”。前后创造了很多通俗易懂的“土理论”，运用于企业改革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有五六个稍有名气的“土理论”。这些“土理论”在金箔厂内部妇孺皆知，有力地激发和推动金箔厂广大职工投身改革开放的革命浪潮，进而使大家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终于使金箔集团一步一重天，年年迈大步，成为当地公有企业一颗灿烂之星。而且，这些“土理论”还在当地不胫而走，传播四方，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五所闻名的高等院校都聘请我为兼职教授，请我上讲台阐述改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成功的经验。理论界、新闻界也经常刊载我的一些“土理论”文章。1996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宋养琰等几十位专家学者专门光临金箔集团听取我的“土理论”介绍，并认真研讨我的“土理论”专著《边干边吹集》。今年9月，我的改革创新理论随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代表团进入日本，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我的一个“转移理论”把全厂职工引导到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上来。
1984年，我到金箔厂上任不到1个月，一名保卫干部向我汇报，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不“正儿八经”，经常躲到帐子里搞“名堂”，希望厂领导狠抓一下，否则不得了。这个干部还汇报说，前任领导对这样的问题抓得很严，经常晚上11点呆在大门传达室查问晚归的青年男女，看看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这件事告诉我：在改革开放第6个年头的今天，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在这个企业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不对广大职工进行改革开放伟大理论的教育，还搞过去的老套套，金箔厂永远翻不了身。而对职工进行改革开放理论教育，光靠读文件、讲大道理，老百姓是听不懂的。于是我利用“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样板戏为例，把大家都熟悉的《沙家浜》中郭建光“转移”，移植到改革开放理论的宣传上来。
我利用各种会议、广播、黑板报，对广大职工反复宣传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时代，就好象《沙家浜》郭建光搞“转移”一样。改革开放前，我们唱的是《红灯记》剧本，现在改革开放了，党叫我们搞“转移”了，不再唱《红灯记》，而是唱《沙家浜》剧本了。如果我们在还习惯唱《红灯记》的台词，走《红灯记》的台步，那我们就错了，必须改过来。在广大职工感性认识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细化”我的“转移理论”内涵：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就发生了五个重大转变：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年代逐步转变成市场经济年代。三是从长期闭关自守转变成对外改革开放。四是从人治逐步转变成法治。五是从过去单纯学习苏联老大哥到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先进经验。
我提出的“转移理论”，把党中央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政策，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理论，生动形象地传输到本单位广大职工的头脑中。很快广大职工对什么是改革开放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比较好的认识，就有了比较好的行动。从1985年起，金箔厂在我们领导班子带领下，对数十年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手脚的所谓哲学、古训、道德、文化、政策、制度、方法、习惯、家教、义气等都加以分析整理，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衡量，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就行，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就改革。企业先后取消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无效会议、先进评比、庞杂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阶级斗争”时期留下的“传统作法”，按照新的改革思路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办法、政策，使广大干部职工集中精力抓经济，企业面貌迅速得到改变。金箔厂一下子成为当地的“小香港”、“小深圳”，远近逐步闻名起来。
在江宁金箔走上国际市场之前，我们这个企业的干部职工长期背着国内“四个第一”的包袱：即产量第一、质量第一、价格最低、消耗最低。打开国门以后，我们发现原来由中国传出去的金箔生产工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是落后了一大截子。锤打金箔，国际上早已采用机械，而中国仍采用人工；黄金配比，国际上早已采用先进仪器，而中国仍用人工眼看、手摸、舌舔；夹打金箔的乌金衬纸，国际上早已采用先进涂布生产工艺，而中国仍用古代烟熏、刷油工艺。因此，中国的金箔质量已没有外国好，黄金消耗远比国外高。而这以前由于闭关自守，国内却一无所知。正是因为打开了国门，才找到了差距。但是，有人明明知道有差距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江宁金箔是中国一绝，系“国宝”一类，不能面向“国际市场”。我认为，古老的传统工艺，只有与外国先进技术相结合，才能焕发青春。我们现在是学习人家先进技术，不是泄漏技术，怕什么？！由于将道理跟全厂职工讲清楚了，企业内部的阻力没有了。我们从1985年就开始瞄准国际先进标准，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吸收消化世界先进工艺技术，从而使中国金箔这朵奇葩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开始一年一年进入国际市场。1984年，全厂金箔年消耗黄金只有8公斤。到1997年，金箔集团厂年消耗黄金已达800公斤，成为世界第一大金箔生产基地，年产各种金箔亿张，70%销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传统的银箔、铜箔、铝箔也得到大发展。改革开放，又使世界先进的金箔深加工产品很快传入国内。十几年来，金箔厂又先后开发了贴金工艺品、金艺金卡、金箔画、金字招牌系列，使企业的经济效益翻了数百倍。回顾这一战斗历程，广大职工深刻认识到，没有改革开放的“转移”，取得这个成果是万万不可能的！今天，当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国内还有许多同行在墨守成规“熬”日子的时候，我们金箔集团已走到了世界先进行列，产品始终保持供不应求的局面。
我的一个“抢喜糖理论”将什么是市场经济描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企业而言，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然而作为一个有几十年传统计划模式的老企业金箔厂来说，将其推向市场谈何容易。“有问题不找市场找首长”，成为中国公有企业的习惯做法。当有些人喊出搞市场经济口号时，许多人还很茫然。没有资金、伸手要；没有产品，伸手要；产品卖不出去，找政府帮助推销。为了使广大职工知道什么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什么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我又及时地创造一个“抢喜糖理论”。这个理论一出来，使职工们看起来充满挑战和趣味，想起来甜蜜无比。
我反复跟职工说：计划经济就好比农村哪家结婚时按计划人数配发喜糖，规定每人发多少颗就多少颗。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不要重发、漏发、多发、少发，也要严格注意监督发糖者不能让人虚报冒领。而市场经济就好比将原来要分配的糖往空中一抛，落到地上，让大家去抢，谁抢到就是谁的。从此，再不搞发喜糖了。别小看这“抢喜糖”，里面有许多“规则”。第一，哪里有“糖”哪里就是市场。不再分国界、省界、市界、县界了。第二，不抢肯定是没有“糖”。不论什么人，都必须低下头、弯下腰，奋力去抢。第三，撒“糖”的人不能变相撒，也不能撒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撒私分。第四，没“抢”到“糖”的人，不可以在别的抢到糖的人手中抢糖。第五，抢的过程中，难免混乱一团，碰碰撞撞，跌跌爬爬。第六，经过努力奋斗而抢到的“糖”，感到分外甜。
同样数量的“糖”过去“发”着吃，现在“抢”着吃，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抢喜糖理论”通俗易懂地将市场描述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职工一听就懂，一琢磨就明白，比多少理论家的大篇文章见效快得多。现在金箔厂的员工，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依赖政府“混饭”吃的。下岗了，不找政府自找出路；企业办不好，不怪政府怪自己。15年来金箔集团就是在这种“抢喜糖”理论指导下，在大市场的浪潮里“抢”了许多“糖”。
1985年，我国香烟生产所需要的配套材料还全部依赖进口，每年花去大量外汇。当时连一包高档过滤嘴香烟外面用的一根拆封线，也全部依靠进口。我们一班领导人就认准该产品必将走国产化道路，若抢在别人面前先研制出，定将获得一大片市场。于是我们组织科技人员在一无样机二无图纸的情况下，经过二年多的研制，国产金拉线终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内烟草界。它以一种既不须按什么“计划”购买，也不要什么“审批”手续、同进口差不多质量的产品，出现在客户面前，受到烟草界的一致的称赞。江宁金拉线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国产金拉线空白，还抢得了一方很大的市场，历经十多年，仍是金箔集团主干企业。另一方面，金拉线创造的经济效益为金箔集团发展做了很大贡献，积蓄了相当力量。在此基础上，金箔集团又举一反三，开发了烟箔、烟标、水松纸、金卡纸一系列烟草配套材料产品，一跃成为集团经济支柱。以这类产品成立的金箔集团烟草材料公司，现在已成为与中国烟草物资公司联营的企业。烟草材料开发的成功，播洒的虽是难以计数的艰辛，但收获的却是甜甜的果实和满眼的期望。谁也不会想到，誉满世界的“大中华”香烟，一包烟上竟然会有四个产品是江宁金箔厂生产的。它们分别是：拆封拉线、拆封标签、硬盒白卡纸、内包装铝箔纸。类似这样的产品，全国100多家烟厂，都是我们金箔集团烟草公司的客户。
面对改革，社会上普遍的态度是：等。等中央下文件、等领导下指示、等政府给政策、等人家搞出来再说。怨。怨环境、气候、条件不利，怨资金、电力、人才不足，怨领导不支持，怨群众不争气。我们态度是：既不等，也不怨，敢于改革，勇于创新，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抢喜糖理论”使职工们自觉地破除了“等靠要”的旧观念，自然而然地投身市场经济，奋力拼搏，努力拼抢，抢到了一个个成功的喜悦。
我的一个“鱼塘理论”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参与竞争阐述得明明白白。时间进入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企业也出现了特殊情况。各种经济成分份的企业混在一起竞争，给一些正规的公有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长期“吃皇粮指望政府”的企业干部职工，承受不了这种“既公平” 又“不公平”的“新局面”。例如1987年，金箔集团生产的金拉线、烟箔纸等烟草材料填补国内空白取代进口获得骄人的效益之时，社会上一些私人也纷纷生产起同类产品。这些以个体和中外合资、挂靠借名等形式组建的企业，各自发挥着自身优势，使出了形形色色竞争招数，如给佣金、搞提成，提供特殊服务等等。一时间市场竞争手段复杂激烈起来。而金箔集团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公有制企业”，至今仍必须参照国营企业的政策办企业，就连突破销售收入0.3%的招待费都不允许,违反了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更使人难以“平衡”的是,个体企业干出利润全部归自己,承担的税赋也轻。而公有企业税赋重,利润再多也不能多拿。此时有的人感到，与那些个体户相比各方面差距太大，受不了。有些人就跑出去干起了个体户，搞起同类产品来。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这些情况虽然错综复杂但也都是正常现象。关键的是，一个企业要教育全厂广大职工认清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努力以市场为导向办好自己的企业，决不能坐以待毙。抓住这个根本，就不会被市场看似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所分散精力。于是我又及时创造出一个“鱼塘理论”。我把中国的市场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福利单位办的，都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办同一类企业、进入同一销售市场。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分配方法不同，结果就不同。同在一个“中国鱼塘”中“捞鱼”，却有明显的“三不同”。一是“捞鱼”人身份不同。就是指“捞”鱼人来自不同的经济成份的企业。二是“捞鱼”的工具不同，有的带传统的简单工具如“鱼网”、“鱼叉”；有的却使用现代方法捕鱼，如电击捕、化学捕、还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鱼全部交给国家；有的全部归自己；有的只能吃到一些鱼刺、鱼骨、鱼肚肠之类。我根据“鱼塘理论”，用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迅速调整金箔人的战略思路，在金箔集团实施四条原则。
在全面推行“鱼塘理论”指导下，金箔集团制定的一系列“土办法”，很快取得了成效。我们在企业里实行崭新的人事制度，把所有人排成“花钱”和“赚钱”两种人。凡是能“赚钱”（即能捞鱼）的人都往上“抬抬”，只会花钱的往下“排排”。在政治待遇上、生活待遇上、社会待遇上，区别很大。凡是“捞鱼多的人”，收入都相当高，分配完全“协商化”、“市场化”，传统的八级工资制度只放在档案里“束之高阁”。“鱼塘理论”一下子使金箔集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由飞翔。从1990年到1997年，金箔集团的规模越办越大，效益越来越好，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社会上和政治改革滞后的政府部门却多次指责我们。有人说我们是“三不”（不正规、不听话、不上路）企业，有的部门还发了查处通报，我本人也遭到了许多诽议。但是我们认准的道路坚持到底不动摇。
多年后的如今，大量公有制企业不景气，经济严重滑坡。而金箔集团却昂首挺拔，年年成为当地公有制企业第一利税大户。这时候，人们终于将金箔集团的“问号”改写成为“惊叹号”。我本人也成了当地瞩目的企业家，1998年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