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那年，我正好20岁，因为“根正苗红”，当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造反派”。那些日子里，只觉得每天热闹闹的，游行、戴高帽子、写大字报，个个浑身是劲。我们化肥厂共有200余名职工， 一下子分两派，厂里科长以上的十几名干部，全部都有了“问题”。六六年的九月三日这一天，当时的党委成员、人事科长陈义洪平时“出人头地”太烦嫌，被厂里“造反派”们制作一个又大又高的帽子，戴在头上，胸前还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义洪”，用红叉一画，走在最前头。跟在后面几个戴小高帽子的是林正常、窦厚立、李林美等厂里原来的积极分子。一百多人跟在后面不断呼号，往县城东山镇游行，直奔当时县委，要求当时的县委书记  华子泉表态坚决撤陈义洪的职。从此，化肥厂造反派打响了全县造反的第一炮，红极一时，在当地折腾了好多年。

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厂长陈兴绵真是受足了苦，他身高1.78米，气度非风，64年我刚进化肥厂当工人时，他到车间视察，威风凛凛、一身正气，就象战斗电影中的那些大将军，全厂每个员工在他手下干工作都觉得是幸福、是光彩，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他一下子成了本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后竟成了“死不改悔”。原来是“指挥员”的现在也当“战斗员”， 到全厂最苦的造气车间拖板车、运煤。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每天拖几十板车的煤，确实令他够受的，这项工种，企业都是在外面请苦工干的，现在轮上他了，叫“劳动改造世界观”。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干得动的，怎么熬过来的，这还不算，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他上台挨批斗的那天，他开始挂了块大牌子接受造反派的“革命大批判”。谁知会场气氛越批越激烈，最后呼叫的人高喊着让陈庆绵跪下来低头认罪。陈庆绵连忙跪下来，还没跪稳，只见当时的造反派一名骨干跑到他的背后，用穿着厚底的皮鞋往陈庆绵背后的腰部猛地踢了一脚，陈庆绵当场“啊唷”一声趴了下去。过后陈又慢慢地爬起来重跪在地上，那个造反派接着又是一脚。连续两脚，我见了，好象不是在踢陈庆绵，而是在踢我，我不忍心看，把头低了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对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发生了动摇，开始怀疑，并消极参与。因此，对那些被批斗的、被关押的、被撤职查办的基本都给予同情，给予暗中帮助，记得在斗争最紧张的那几天，陈庆绵被关在临时腾出来的房间里，每天由专人送饭，全是最糟糕的饭菜，我是“造反派”轮流看管人员，经常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将自己吃的排骨、红烧肉之类的菜从窗子里递过去，他又怀疑又感动。我的这个异常表现，很快被造反派头头发现，他们认为我不够坚定，逐步从“积极分子”贬到一般“革命群众”，不久，又把我划到“保皇派”一类，再不久，我便“更弦易张”，参加了另一个“从头越”的群众组织。从此，化肥厂“造反派”与“保守派”形成了激烈的“你死我活”斗争。双方经常自相残斗，老厂长陈庆锦这才免受更多摧残，有机会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了。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陈庆绵作为被打倒成走资派，是要殊连九族的，陈的爱人在另一工厂干人事科长，也受到殊连，变成走资派家属，不仅化肥厂的员工没有人敢与她联系，就连她本单位职工也不敢噜嗦。有一天，我骑车上县城，正见陈的爱人在单位下班回来，一个人走在街旁，孤苦伶仃的。我连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跑到她的面前，喊了一声：“孙师傅！”陈庆绵的爱人叫孙华丽，那时候兴叫“师傅”。在这特殊的危险时候，有人敢在大街上称她“师傅”，她对我望了半天，上下直打量，因为我与她没有接触，我认得她，她不认识我。

“我是化肥厂的小江。”我向她自我介绍。

“……”她两眼大股大股的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记得文化大革命后出过不少重要书籍，其中有的谈到某人在最困难时期保了哪个有功，后来被重用等等，最大的保到邓小平，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应证。说句老实话，当初我保陈庆绵与他老婆的时候，中是出于一般员工的一点良心，也是出于对自己敬慕的老厂长一点同情之意，根本没有想到过后陈庆绵还有“解放”的这一天，但是，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候未到”这句话，过后真的得到应证。一九七一年陈庆绵获得解放，又重新恢复当厂长，然后又兼任党委书记，七五年又荣升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他将我当成“红人”，委以重用。一次，有个李××干部跑到陈庆绵家告我的恶状，他老婆打破“不干政”的常规，插话道：“小江不是那种人，文化大革命中你老陈倒霉成那个样子，什么人都不敢理我，小江在街上看到我，还过来请教我……”。陈庆绵爱人七九年得了癌症，临死前我去看她，她又说：“小江真是人好人，文化

大革命老陈倒霉那样，只有你敢理我！”……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在琢磨着好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20岁，难道那时我会“老谋深算”，预示陈庆绵先倒后起，将来用得着他？难道我当时保陈庆绵与他老婆的时候，会想到陈庆绵过后还会有“解放”的一天？假如他当时真的永远不得“翻身”呢？难道那时只有20岁的我，用得着要从人家身上得到什么吗？想来想去，难以自圆其说。最后，我经常在心目中默念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用这句话来暂停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