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陵金箔厂，干部员工都知道，何大福业余时间有两个爱好，一是打乒乓球。年轻时，他曾是金东化工厂的乒乓球队员，球技是自己操练出来的，虽没有正规训练过，但由于他坚持不懈，天天都要摸球拍，所以在1000多人的厂里，竟然也能“混”到个队员地位，够了不起的。在文革后期，一次金东组织全县乒乓大赛，在化工厂与金东县中那场争夺战中，这县中有个校冠军孙发贵，球技很是了得，何大福正巧与他对抗。球队队长在“密谋”排名单时，就计划将何大福这个差点的球员对县中好点的，输了也行。不料，那天何大福心里负担不大，又是一位福将，发挥得像模像样，那位冠军上场紧张，结果何大福竟将那位冠军打败了。这下子何大福名声大振，幸运地当了十多年乒乓球队员没下课。调到金箔厂工作后，他已快四十岁了，不再正规练了，只当业余“运动、运动”而已。

何大福第二个爱好，就是打扑克牌。这个爱好与打球爱好历史差不多，也是从化工厂时就养成的。文革后期同事之间打打扑克，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娱乐”生活，玩的主要品种就是“跑得快”，有人叫“争上游”，还有“八十分”。那时候不允许赌博，基本上输了就是刮鼻子、扭耳朵，或者贴纸条子，不过玩的兴趣也很浓。到了金箔厂以后，这个爱好，何大福一直保持着，而且玩得更厉害，并且增加了不少品种，如“炒地皮”、“5、10、K”、“斗地主”、“二八杠”等，何大福都能触类旁通，一学即会。企业的面貌改变和经济收入提高以后，何大福打扑克，没有刺激已经不来了。但他还好，从没陷入大赌行列。偶尔到澳门赌场，手再痒痒，最多就一千多美元，输完了就上楼睡觉。

何大福打牌的技术虽然属于中等水平，但他凭着“业精于勤”的习惯，对任何事都善于思考，他竟能总结出一套打扑克牌理论来，在社会上流传的还较为广泛。

何大福关于扑克牌理论的说法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打打跑牌。我发现中国打牌的制度、体制、政策是最完善的，对于如何出牌、哪些要领、事先都讲得清清楚楚；对于违反要领、违反牌规的人如何处罚也规定得清清楚楚；执行的人都很自觉，决不轻易违反牌规；监督的人也很秉公执法，毫不留情。从打牌我联想到改革，市场经济如果也制定一个相应的法规，而且事先公布于众，人人都必须执行，个个都能监督，这样肯定好得多。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化经济，而是大框架内的法治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须遵纪守法。就象我们日常生活中打扑克牌一样，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一旦出错牌‘吃苍蝇’，就得扣分，‘多牌少牌自动下台’，‘有牌不出发现倒扣’，老是脏疲狗赖‘牌风不好’，下次人家就不会跟你打牌。同样，我们在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好牌风、好信誉，在法纪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靠真本事，用技巧和实力战胜对手。”

何大福始终受产业救国的思想的影响，主导自己的行动。在他的脑海里，整天考虑的都是如何将这千年古艺金箔做强、做大，努力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往下传承，千方百计打造百年名企、老企，这才是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何大福和他的同仁们已经将金陵金箔做到了世界第一，加上国家标准也有自己企业主持制订出来了，中国金箔城的霸主地位也已牢牢确立，他们这个团队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金陵金箔！他想，只要他能始终如一地按照扑克牌理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遵循严格的游戏规则，金陵金箔这艘战舰，一定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可是，何大福越是盼望市场经济有一个规范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竟越不能令他满意。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新的“奇怪现象”，令何大福非常困惑。

在改革开放早中期，因为思想道德水平败坏，工作能力较弱而被何大福撤职的原副厂长王志宏，此人下来后在厂里混了两年，后来“看到个体户，想到万元户，实在憋不住，辞职创新路”，就主动辞职跑到社会上闯荡去了。但由于他能力毕竟有限，搞了很多行当，都以失败而告终。谁知到了2003年，他的老婆一个远房舅父在省教委当了道，是个有实权的“处长”，负责大学招生的。一天，这位大处长带了几个朋友到金东县乡下钓鱼，由王志宏接待安排。酒足饭饱后，“大处长”胸脯直拍：“你们今后有什么事找我！”王志宏立马抓住救命稻草不放，说“舅父能不能帮忙推销几百本金箔书？（即用金箔制作出来的一种豪华金书）”舅父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后，立即手一挥：“这点小事不难！”当即指示他的办事官员打电话到省城各大专院校招生办，希望每家帮忙消化五十本，并且加了一句：“就说是我说的！”有权的舅父一句话，王志宏这个冷却多年的“灰堆”爆出了火花，竟然有了发热之时。这金书成本只有五百元左右，销售价值一千、两千随你喊。这舅父的面子真大，一句话就帮王志宏一笔头消化了2000多本，净赚了200万！王志宏从参加工作起，就在工业战线，虽然早知道这个舅父在省教委当科员，但他认为教育与工业“两不插”，所以一直没有多少来往。现在才知道，这“两不插”一旦擦起来，是他王志宏做梦都想不到的“发财树”！

这王志宏也不是呆子，舅父帮他招来的这笔财富，他立即装了五十万现金存款单送到舅母那里。舅母一句“多谢”也没说，只“呵呵”两声。从此，王志宏抱住这舅父的这只大腿，推销金箔卡、金箔画、金箔挂历、金箔工艺品，后来发展到推销茶叶、高档酒水、食品等。几年时间，王志宏竟变成了暴发户，还购了宝马车、别墅房。厂里干部员工说：“何大福苦了几十年，也比不上王志宏有钱！”

被金陵金箔厂收购过来的金东化工厂原副厂长林贵友，由于五十多岁，是何大福的老同事，何大福便让他下了岗，每个月发800多元一个月的内退工资，社保医保全部帮他另交。林贵友在家闲得无事，找到他在一个乡镇当书记的外甥。

外甥说：“我们乡一个采石场，准备对外发标，你就准备准备搞这个采石场吧。”

林贵友说：“这个行业不懂。”

外甥说：“这没关系，由我来帮助你找一个行家管理。”

林贵友说：“这招标怕招不上。”

外甥说：“这没有什么，都是我这个书记说了算，招标那天你只管举牌就是了。”

林贵友说：“这招标款我马上拿不出来。”

外甥说：“你先欠着，等赚了钱再交。”

正式招标那天，乡里两家参标的人，都是乡里有意安排喊来做陪衬的，事先同他们讲好了，意思举一下就罢了，必须让林贵友中标，当然，保证你们以后有的混。

“龟山采石场招标会现在开始！”乡工业公司经理韩大喜宣布开始，并宣读招标事项，其中年承包租金五万元起拍。

“我应标，五万五！”林贵友第一次举牌。

“五万六！”第二个举牌。

“五万七！”第三个举牌。

“五万八！”林贵友第二次举牌。

没有再举牌的了。

“好！五万八，第一次；五万八，第二次；五万八，第三次。五万八，第三次，还有没有再举牌应标的？好！没有！成交！”韩大喜用笔在桌子上一敲，宣布林贵友成交。

谁也没有料想到，当林贵友拿下这龟山采石场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建设与房地产热开始兴起。采石场的各种大片、中片、碎石供不应求，价格暴涨。由于属于资源产业，当年林贵友的收入就超过了500万，第二年突破1000万，连续几年下来，林贵友已成为了亿万富翁。见了何大福，也不再主动上前、主动伸手握手了，非要等到何大福走到面前，先伸出手，他才握手示意，很像国家元首接见外宾一样。当然，林贵友在别人的“提示”下，他将这些收入分成两个存折，一个是自己的名字，另一个则是外甥老婆的名字。

一时间，金东县的矿山、林场、水面都有人租了、包了、买了。何大福比喻说，隔壁邻居家有一幅唐伯虎画，多少代人出生入死、受穷受累，舍不得抛掉。现在他家儿子将它拿出来变卖后潇洒挥霍，还自吹自擂：“老祖宗不会赚钱！不懂经营！”

何大福的妻子周素琴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叫邵步宽，长得黑不溜秋的，外号小黑蛋，从小怕读书，初中一年级就不肯上学，非要学瓦匠。文革时期，瓦匠吃香，“小瓦刀一挟，一天一块八，又吃鱼来又吃鸭，香烟老酒还直拔！”这小黑蛋上学不行，但学手艺还行。不几年功夫，他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瓦匠高手”，他砌的墙体，笔直整齐，又快又好，很快被升为瓦匠组长。后来发展到改革开放时，也在金东县城建工局下面一个建筑公司当了一个经理。改革开放后，金东经济发展迅速，建筑市场需求量十分大，邵步宽顿时成了金东的富豪之一。由于要承接业务、办理手续，他经常邀请城建霍局长吃、喝、玩、乐，并好烟、好酒、好衣、好鞋，到好包、好表，再到好金饰、好珠宝，换着花样向局长进贡。久而久之，俩人成了“至交”。

一次，局长对邵步宽说：“改革开放，你们逮着了，我们这些当局长的，都是穷光蛋。”

“你们还算光蛋呀？你们这些当官的，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经常出国，不花费用。行啦，哭什么穷啊！”邵步宽笑着说。

“我是说跟你们这些人比。”霍局长伤感地说。

“谁叫你当官呢？！你想富，那还不好办嘛！我们这个公司还不等于是你的吗？没有你的扶持，搞定额承包，我们哪有今天啊？”邵步宽讨好地说。

“你说怎么办？”霍局长问。

“你给工程，我给提成，定额回报，说到做到。”邵步宽抛出方案。

“这还不行，查到了，也属于行贿受贿。”霍局长摇摇头。

“那你说怎么才算合法？”邵步宽有点不解。

“现在我们县不正在搞改制吗？干脆将建筑公司改为民营的，零资产交给你。改过以后，以你的名义，我不出面，但我俩二、一添作五，获利一家一半。”霍局长方案早就想好了。

“就这么说，听你的。”邵步宽巴不得这样。

不到一个月，文革后时期就成立起来的金东县建筑工程公司一夜间变成邵步宽私人的了，而且是零资产。多少人有意见，反映到上级纪委，纪委派人来查，霍局长解释说：“建筑公司也是企业，不是机关部门，搞改制是遵照中央指示进行的，有什么错？建筑工程公司全凭瓦匠手艺吃饭，哪有什么资产？有点井架、钢管、搅拌机之类的建筑器材，坏的坏了、旧的旧了，给工人置换身份都不够，邵总不要我贴钱，就算不错了，我们还要感谢他呢，为我卸了一个大包袱。邵总原来就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不优先给他，还能给外人啊？万一外人来了，搞散了、搞乱了，谁负责？”一席话居然说得振振有词、煞有介事。直说得纪委也无话可说。

从此，金东县所有大型的建筑工程，包括政府大项目，公用事业大工程，全部都是邵步宽来承接。在金东，步宽建筑集团闻名遐尔。早年把，银行压缩银根，金东当地许多企业吃紧，只有步宽建筑银行帐上居然有几亿存款。

看到上帝留下的这许许多多的带水字旁、木字旁、土字旁、金字旁、石字旁的矿产资源被人糟蹋得这个样子；看到社会上这么多带有明显的官商勾结痕迹的企业快速暴富，何大福迷茫了、困惑了！这个一贯认为自己头脑比较清楚，看问题比较清醒的人，竟然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好像有四个分不清了：一是刁民良民分不清；二是庸人能人分不清；三是错的对的分不清；四是如何看如何干分不清。”何大福自己也“真他妈的没想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比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复杂得多。中国的改革，改了这么多年，竟然还出现这些“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丑恶现象！

早在十多年前，何大福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描述，简称为“鱼塘理论”。

何大福说：“我们中国市场经济，可以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是各种经济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军办的、福利单位办的。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可以办同一类企业。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办法不同，结果就不同。这种明显的不平等现象，我就把它比喻为‘鱼塘理论’。意思就是说，现在在中国鱼塘捞鱼的状况有明显的‘三个不同’：一是‘捞鱼’人身份不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经济成份的不同。二是工具不同，有的带鱼网，有的带鱼叉，有的带鱼钩，有的还带现代鱼具，而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鱼100%归自己；有的要100%交给国家；有的只能吃到一点鱼骨头或鱼肚肠之类。”

何大福说，由于《鱼塘理论》的三个不同，肯定给社会带来了最复杂的不正常心态。这些心态是搞好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一是“里外里”思想，认为反正大家都不按牌规出牌了，干脆里外里，我也瞎出牌了；二是“糊”的思想，认为大家都没有良药，糊到哪算到哪；三是“捞”的思想，反正干不长了，能捞则捞吧，于是腐败越来越严重。

没想到何大福多少年前分析的中国市场经济出现的这种状况，今天格外的严重了。

谁知，令何大福不解和困惑的事还有更大、更严重的！

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制订以房地产业启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这本来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国策。可是，由于对“为什么搞房地产？如何搞房地产？”等许多重大课题缺乏研究和缺乏严格的“游戏规则”，一时间，连生产队队长都能卖地租地，好像58年搞大炼钢铁那样，形成了一个全民都搞房地产的局面。

这个后果何大福越想越后怕！

2001年金东撤县建区，成为金陵市的一个区以后，全国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业都聚集金东，致使金东土地价格猛涨，由原来的十万元一亩左右，猛升到几十万、上百万一亩，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一亩。金东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几何数字下降。由于房地产热在金东温度不断升高，稍微有点关系有点办法的人都改向房地产业，许多投身房产大享因此成了金东首富和暴发户。金东县的国税地税税收房地产已占到60%左右。在这种情况影响下，金东县的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金东县工业局所属的一个服装厂厂长放弃了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服装厂，辞职出来搞房地产。他抓住市里一位“权贵”，和这位“权贵”形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地有“权贵”出面拿，钱有“权贵”出面找银行贷，基本上属于白手起家，十年不到功夫，创建了一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全国二十大房地产集团”。这位老总与何大福是多年的好友，成功以后，他对何大福说：“房地产跟贩毒品一样来钱，而贩毒品则违法，房地产又合法、又赚钱。你搞生产有什么意思？一年忙到头，能有几个利润，还要养那么多人，增加那么多麻烦，不如集中精力搞房地产。”

何大福对他说：“都来搞房产，谁来搞生产？没有人搞生产，谁来养活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人，谁来住这么多的房子？指望外来的人住？产业不发达，外来人跑来干什么？！”

那位朋友对他说：“你烦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能赚到钱就行，其他事你能烦得了吗？”没有道德约束的发财欲望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社会缺乏法律抑制的预见性，让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和贪官们有了可乘之机。有些人一夜暴富，败坏了社会风气，拉大了贫富差距。

朋友真诚的劝告何大福搞搞房地产，加上见到新闻报导中许多著名二产企业也开始转向房地产，厂里干部层中许多人都积极鼓动何大福重心转向房地产。

何大福恍惚了。他清楚得记得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情景。那时候，全国到处办钢铁厂。他父亲的鱼钩、鱼叉，家里的铁锅都被强行捐出来做原料，送进炉堂。一想到这个场面，他都后怕，他觉得今天的全国搞房地产太可怕了。因此，他还是战战兢兢不肯往上冲。他知道搞房地产的人确实富得开始滴油，而且是一座不用爬登的金山，必须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他说，他的这个命，就是注定要攀登“金箔梁山”这座金山的，到别的金山上，他肯定会被烧死！

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何大福说：“搞房地产不是金箔人的强项。搞房地产在土地竞标前，没有官商联手，好地段、便宜地段、麻烦少的地段，一般是得不到的；实行土地竞标后，没有实力、没有规模、没有运作高手，一般也是不行的；再加上搞房地产，风险很大，像北海、海南，出现房地产泡沫，砸下去的钱，赔起来也是巨大的。金陵金东房地产大上的后面，必有大下的低潮。这个风险金箔人必须要注意到。而搞产业，金箔人还有点强项。因此，主要精力用于产业发展，这个决策思路不能轻易改变。”

何大福又说：“搞产业，搞实业，难度大，获利小，竞争残酷，一般想赚大钱的人不肯干，不敢干，也不愿干，但金箔人不能不干。金箔人不是官商联手的企业，不是福利慈善机构的企业，不是吃皇粮的企业。金箔人只能靠自己辛苦生存，靠自己智慧生存，靠自己硬功夫生存。金箔人还有一个被目前有人看不到的信念宗旨：多为国家交税，多为社会养人。所以金箔人只能老老实实走实业之路，这才是金箔人的光明之路。当然，金箔厂因为各种原因，目前手中也有几块‘房地产’土地，例如老金东化工厂，政府规划必须搞房地产，因此适当地涉及一些房地产也无防。但是，房地产业在金箔厂不能成为主导，也决不能挤掉产业和实业——在金东房地产热度高温的情况下，金箔人就是这个大政方针！”

可是，搞制造业现在赚钱已经很难了，而房地产业毕竟获利颇丰啊！何大福的思维是对还是错呢？历史正在检验着何大福，考验着何大福。

何大福想起了他常说的那句话：企业家虽然有潇洒的今天，更有忧愁的明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