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何大福应江南省委党校第五期县团干部培训班邀请，为他们作了一场“论企业十大改革难题”的专场报告。
何大福在开场白说到：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开放有很多英明论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我个人认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分不容易，他预感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习惯势力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很多。因此，他把中国改革开放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革命相提并论。现在，改革开放这场革命，进入了一个攻坚战阶段，多种多样的矛盾暴露得比较明显突出，尖锐复杂的各种情况进行激烈交战。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都感到十分的棘手，感到不太好想，不太好说，也不太好做。
作为我们这些直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来说，亲自感受、直接运作，确确实实感到中国改革要想做好、想做成功，难度相当大。作为我们企业界来说，改革开放中就有十大难题。通过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中国全民、集体企业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着的乡镇企业等都面临着这十大难题。不认识好、不解决好这些难题，企业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这么多年来，我对这十个方面的难题进行大胆地闯，大胆地创，并且不断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才使我所领导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比较好的局面。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中，企业究竟有哪十大难题？
何大福一开腔，首先抖落着一个问题：第一，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帽子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企业推向市场。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必须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须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真正按经济规律来办企业。首先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中国人普遍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今天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因为几十年来，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产品的生产是由计划部门下达，产品的销售是由计划部门分配。作为一个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本应该面向市场，产、供、销由企业来运作，这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否是在搞资本主义？普遍认为，搞了市场经济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文化大革命时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样和我们的党纲、党章，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指导思想发生了矛盾。就是和我们国情性质不相符合，因而很多人面对市场经济是不想搞、不敢搞。由于这个理论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出现了徘徊、停止、观望的局面。这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性调整，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中国改革要向纵深发展，首要的难题要从理性上解决这些认识。
何大福接着挑开第二个问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与政治挂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政治挂帅，特别是文革中，政治挂帅这句口号被喊得震天响，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戴上一个政治不挂帅的帽子。多少人在政治不挂帅的前提下，吃了很多大苦头、遇到大灾难。所以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掉政治挂帅这个精神幽灵；所以一直把政治挂帅放在头等位置上。林彪的四个挂帅中把政治挂帅放在第一，曾经令人铭心刻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重要职责就是走向市场、搞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把企业办好、办活、办强、办大。要这样就必须要把企业的根本目的搞清楚，那就是创造合理的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应该以效益为中心。作为国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企业应以效益为中心。因此，我们所有活动都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来展开。企业一系列活动都应当是经济运作，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并不是一动就牵涉到政治挂帅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就不敢放大胆去创办好企业。很多人长期以来背着政治挂帅的枷锁，很难有所突破。离开政治持帅，很多人就说你“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啦，“政治工作薄弱”、“唯生产力”论啦，这些帽子有形无形地套在企业领导人身上。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国情是搞政治挂帅的人比较吃香，搞政治挂帅的人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提拔重用机会多而且比较快。搞经济的人，在国家地位排在第三第四位，在社会上认为是排后面几位的人才。一句话，在中国搞经济不如搞政治，这个现实问题更加影响企业在经济改革中的发展。国家虽然提出来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但调整归调整，转移归转移，全国人民的认识还要有个过程。在认识水准没达到的情况下，大部分还持旧观念。他们不知道以后有可能搞经济的人吃香，搞政治的人居后，这个关系逐步会调整过来。所以我们认为，不把政治挂帅的帽子从自己头上拿掉、从企业头上拿掉、从思想上改过来是不行的。
何大福越说越关键，一口气又说了其他几个问题，他说：第三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大内容是政企分开。将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抱出来推向市场。以往几十年计划经济领导下，所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来包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来投资，产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场也有政府来控制。现在要将政企责任分开，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官员就有一种失落感，错误地认为你现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眼里没有政府了。如果我们企业什么事都找政府、都请示政府，遇到棘手问题时政府官员又说：不是叫你们找市场吗？你们怎么又找我们？所以政企难分难解的问题，一直束缚着中国企业的改革。
几十年来，政府官员习惯于什么事都想参与，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什么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办法。企业经济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没有改革，从而出现政企关系难以处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业也养成了一个事事找政府的坏习惯，认为只有这样做错误犯的少，可以不会影响政企关系，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企业非常有利。当地有一家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个企业领导人抓着一个笔记本说：这个企业是某某领导要求办的，支持办的，叫我们这样办的，这个责任怎能由我们来承担呢？政府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现在一些企业办垮了、办糟、办倒闭了，所有债务都由政府掏钱，所有人员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职工就围在政府周围转，坐在政府大门口，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搞好政企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就是该级地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只不过是他一个小部门。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以这样的习惯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时，仍然是企业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干企业的事，政企难分难解。这个矛盾不解决，企业就根本办不好、办不强、办不上去。
第四是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的标准问题。
由于长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干部与企业干部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政府干部没办法安排，就顺手往企业一塞。有的企业干部干得好，就把他们调到政府部门当干部。组织纪检部门甚至党委、政府首脑机关，都把企业干部和政府干部一视同仁。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也许还行得通，在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个矛盾和难题就比较棘手。
作为一个政府和企业干部，两者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随意把企业干部调到政府去，把政府干部调到企业去，如果用其所长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慎重。政府干部有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企业干部有企业干部的素质标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素质不尽相同。企业干部是特殊干部，是特别人才。他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理论，还要懂得一定技术和市场经营知识，不是一般政府官员能够干得起来的。而政府官员也有特殊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干部就能干得来的。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由于在不同领域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社会上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企业干部，由于要在商场上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他甚至可以场场出现在各种宴会上，他会出现在很多娱乐场所，还会出现在很多的宾馆里，用的车子住的房子根据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纪律检查部门用政府官员标准去衡量、要求企业干部，企业干部就很难做到。企业干部要严格管理，必须放手批评人、解雇人、处理人，很有可能得罪人。美国通用公司艾柯卡，由于严格管理到了无情的地步，连他的助手对他都有强烈的意见，员工对他有咬牙切齿的印象，但他的企业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个时候我们组织上用群众关系好不好来衡量他，这个企业干部就完了，这样的人才就会被淹没。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组织部却是这样做的。企业干部由于牢牢掌握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摊派、各种各样的赞助会进行必要的抵制。政府部门如认为他们搞不好与政府的关系，他们也会为难。很多企业干部由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中。很少陷入虚拉关系、跑官场活动中，这时候党政部门说他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也是企业干部吃不消的。有些地方学习这个文件那个文件经常把企业喊来参加，厂长经理们没时间精力去，就说他们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也担当不起。由于企业干部整天运作大把大把的资金，在各种经济交往中难免有请客送礼这些问题，如果经济上有点不清不楚，如把贪脏妄法这个帽子扣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就很危险了。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企业干部总结总结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搜集搜集就是牢房的囚犯。所以，拿政府官员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干部，很多企业干部都会下台落马。一些企业干部为充分体现奖惩分明，制定一套奖惩、激励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政府部门说这是乱发奖金，甚至是鲸吞公款，他们也是承受不起的。
第五是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在逐步实行企业的厂长负责制。随之而来的《厂长负责制条例》、《企业法》等的实施，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有着明显的不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即使在推行厂长负责制的情况下，也坚持提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作为中国企业也习惯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现在的提法是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削弱党的领导的意思。在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就带来了一些难题，即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究竟怎么认识、怎么处理？这不是每一个企业能处理得好的，不是我们的上层部门就能认识得好的，因而在推行厂长负责制过程中很多企业处理不好，协调不好，矛盾重重。
最近社会上到处都在讨论这个课题，理论家、政治家常在讨论，政府部门在讨论。讨论得众说纷云、不可开交。作为企业参与讨论的很少，企业负责人不想在这儿争高低，反正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上面说的，厂长负责制也是上面说的，作为一个厂长能说什么呢？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矛盾是处理不好的。
第六个问题是企业的行政与工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中贯彻实施的《企业法》、《厂长经理条例》，都强调了工会的问题。工会在中国企业中的职能与地位经历了多次演变，有人曾经把工会强调为劳资双方代表。在国外，工会和总经理分别作为劳资双方代表，进行代表各自利益的权益交涉。在中国由于厂长经理不是资方代表，因此不存在劳资双方的问题。也有人曾把工会强调为福利机构，认为工会工作只是抓抓职工的福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人又强调工会代表工人。
工会代表工人意味着工会是劳方的代表。那么厂长、经理代表谁？我们说国家主席出席外交活动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一个厂长、经理开展外交活动时能否代表工人？不能说他只代表管理层吧？因此，这个问题又带来新的矛盾。由于在理论界限上认识不清，很可能出现工会代表工人和厂部指挥系统形成对立。这样对我们中国企业到底有不有利，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在中国的改革向纵伸发展的时候，如果在行政指挥系统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理论不清，是非不清，行动上就会带来混乱。我认为工会在企业是一个群众团体，工会应该有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职责和任务。工会可以将职工的思想动态、呼声和情绪及时反映到企业总部来，然后和总部的领导在关心职工、改善职工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提高职工福利待遇，发挥职工的积极作用等问题上，共同研究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工会在企业要服从统一管理，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参加生产工作第一线，不能够成为背离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生产工作之外的组织。工会的作用和地位是在整个企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布局下反应群众的呼声和利益，工会不能离开生产第一线搞自己的活动。我们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开展我们中国国情下的工会组织工作。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也要逐步与国际接轨，逐步将工会变成一个代表工人利益说话办事的组织、反映员工心声的组织。工会的这个地位和作用只有等到企业改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体现。不能把工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与企业的指挥系统对立的组织。
第七个问题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员工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段先锋队，我们又把工人群众的地位突出得较高，党和国家都强调企业员工的“主人”地位。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新形势下，我们一部分企业对工人群众“主人翁”地位牢牢记住，但是对厂长经理“绝对权威”的方面比较淡化。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人，受了我们政治制度的影响，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是“社会公仆”。很多企业要么厂长、经理“一言堂”，要么厂长、经理“随大流”，员工怎么说就怎么办，造成指挥不力、权威不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就要靠一个好的厂长、好的经理来指挥。如果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威，“老爷不听老爷叫”让他怎么指挥？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理论上突破。员工群众和企业领导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能不能参照理论界普遍提出的“领导是公仆，员工是主人”的说法？毛泽东曾有一段论述，他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引延到企业来。因为企业的日常生产、艰苦劳动以至商海经营都是全体员工共同完成的，但是厂长经理的作用更不可忽视。而且厂长经理本身也是员工群众中的一员，甚至可能是最突出、最显著的一员。所以在我们集团，我们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工人群众是英雄，而企业的厂长经理是领导英雄的，因此他们必须是英雄中的英雄。如果他们不是英雄当中的英雄，就不能担当一个企业的厂长、经理。为此，我们企业淡化“主人和仆人”的理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巴黎公社”提出的“社会的公仆”这一上层建筑的理念用到企业里，那企业将会一盘散沙。
第八个问题是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办社会的关系问题
企业是生产、经营产品的经济实体。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企业都变成了一个小社会。企业员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中浴室、商场、食堂、卫生院、学校、宿舍一应俱全。造成企业小头大尾，精力、物力、财力分布不合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得企业很难轻装上阵。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将企业和办社会的关系明晰化。凡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事情由企业来办，凡牵涉到社会福利事务的事情应该由社会办、由政府来办。企业应当改善企业员工的生产条件、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但是企业不能包办社会上所有设施。所有属于社会上的事情，都要与企业脱钩。企业现有的社会福利设施都要向社会化、企业化过渡。我们要参照国际上企业运作的模式，将企业社会服务性的设施全部推给社会上的专业组织和企业来办，进行各自分工的科学调整。企业如果自己包办社会福利设施，一是办不好，没有专业人才，二是造成大量浪费和闲置。比如每个企业都有医务室，但企业的医务室很多技术不能解决业务也不可能饱满，如果交给专业的医院来办，既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又能够在技术上进行提高。减少企业办社会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企业工资和福利多用货币化方式，直接发放到每个员工，让员工自己选择多种社会所需。企业办社会带来很大的弊端：第一，抢占了政府的事情。第二，挤占了一些专业化社会组织的职能。第三，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对企业现存的社会化设施，都要进行改革改制，让他们进行社会化、企业化运作。
学习班上学员们此时已听得入迷了，有的人坐直腰板，有的人在记录不停，何大福管不了，他自顾自痛快畅谈起他十大问题中最后两个问题。何大福说，这第九个难点：按劳分配与现行工资制度的问题。
要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将自己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利益分配问题尤为重要。分配得好，就可以调动多种有效的积极因素，彻底解决几十年的“吃大锅饭”。使真正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肯干的人，通过自己合法的劳动和勤劳，得到合理的收入。而要分配得好，就必须认真执行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但是，我们国家长期实施的“八级工资制”成了我们现在执行按劳分配的严重障碍。长期以来所有员工的工资、奖金必须要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批，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如果稍微有些突破，都要受到批评和指责，甚至查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跟不上，使企业改革严重卡壳。按照现行工资、奖金发放制度，如果国家劳动部门不调工资，所有的企业一律不准调。要调一起调，要不调一起不调。国家劳动部长竟然管到企业中每一个员工的工资、资金，这是不正常的，这种体制一定要打破。
第十个难点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外的资本、产品、技术都被引入中国市场，因此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都在中国出现。由于各种不同经济成份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带来相当复杂的局面。如何对待中国多种不同的经济成份的企业，让大家都能够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参与竞争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由于有的外商独资企业受的束缚较少，优惠政策较多，所以取得了较明显的效益。而国内企业所受的束缚较多，所以很难迈开自己的步伐，致使有能力的人纷纷跳槽到合资企业、外商企业。也有些人自己创办了私人企业，因在税收、利益等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扶持，所以他们的收入也比在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高得多。还有一些实行双轨制的企业，有些计划被国家拿出一部分进入市场，一部分就留下由政府来控制，因此贪污、行贿受贿、违法乱纪的现象开始出现。由此看来，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在这个混乱的市场中处于很大的劣势。对此，我创造了《鱼塘理论》，把中国的市场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国有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制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福利单位办的。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办同一个企业、进入同一销售市场。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分配办法不同，效果就不同。同在一个“中国鱼塘”中“捞鱼”，却有明显的三不同：一是捞鱼人的身份不同，这就是指捞鱼人来自不同的经济成份。二是捞鱼的工具不同，有的带传统简单工具，如鱼叉、鱼网，有的却使用现代方法捕鱼，如电击捕、化学捕，还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的鱼全部交给国家，有的全部归自己，有的只能吃到一些鱼头、鱼尾、鱼肚肠之类。对此，我们金箔集团实施四条原则：一是凡是参加捞鱼的人不管你是谁，身份如何，都要按捞鱼的规则来衡量。二是既然同是捞鱼人，别人带什么工具我们金箔集团也可以带什么工具，没有的还可以创造工具，只要多捞鱼就行。三是捞鱼的人捞到鱼后采取比较灵活的分配方式。四是坚持斗争，努力创造捞鱼的好环境。
要提高战斗力和竞争力，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对此，我们抛开所有顾忌，冲破死板教条，下一步还将对所有制的问题进行多方面调整，重新组合布局，使金箔厂上一个台阶、上一个档次。
何大福的报告，从上场到下场，效果都是不错的，气氛热烈，反映强烈。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大福在最后竟然说出如下一段让人难以接受的话来：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特色理论；将邓小平特色理论与金箔厂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何大福的言论！以上就是本人的言论，我的报告结束了！”
何大福的这段讲话，如巨石投湖，一声如雷巨响，有人觉得简直就是惊世骇俗，那惊骇使得会场上的人忘记了鼓掌。立马有人站出来质问：“请问你刚才最后说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不觉得无耻吗？”
何大福不慌不忙：“我无耻什么呢？”
“你竟敢胆大包天，将自己与伟人联系在一起，不是无耻是什么呢？”
“到底是我无耻还是有人无耻呢？我只不过是借助这样的风趣语言表达一下观点而已，有什么可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呢？不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吗？我将伟人的革命理论与我们厂的改革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自己的思维和观念，何罪之有呢？总比有些人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好得多吧？！”
党校校长见学习班学员与何大福“争”了起来，忙站出来劝解：“学习班上历来有个规矩，说的说，听的听，坚决做到‘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此风波才告一段落。
长期以来，不少人习惯于十分严肃、完全无个性的正襟危坐以及目不斜视一本正经的作派，视作正统。而对具有机智幽默风格和富有个性的言论视作异端，这是非常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