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香烟上的包装材料，金拉线仅是其中最少的部分。大部分包装材料，如铝箔纸、水松纸、烟盒、外包装膜、嘴棒、卡纸、舌头纸、封签等，有八、九个产品，都需要由厂家来配套加工。这些产品用量更大，过去这些产品都需要进品，每年要耗掉国家外汇上千万美元。
何大福开发成功了金拉线后，有人当他的参谋：“你们是金箔厂，生产箔是你们的特色，这卷烟铝箔纸也是属于箔类，你们应该组织生产，这个产品按吨计算，每吨4.5万元，每年全国烟厂共需9万多吨，你们如果组织生产，前途无量。”全国烟草庞大的市场，吸引了何大福拼命往里面挤。他迅速组织了一个铝箔生产车间，调集了厂里的所有技术力量，集中攻克生产铝箔技术难关。这中间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也不用多说了。金箔人只知道，这铝箔车间连派了三任领导班子都攻不下来。最后，何大福将这个重担交给了既懂技术又懂生产，还懂管理的副厂长奚伟。
奚伟向何大福立了军令状：“只要领导相信我、信任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不攻克铝箔纸难关，我就自己辞职！”
何大福对他说：“这不是上刀山，是上金山！我们金箔人正在攀登一座座金山，只要能攀上去，山顶上就会有金光灿灿的黄金在等着我们去捡！我相信你一定不负重望，肯定能打好这场战役！”
奚伟很快成了金箔人的又一个“当代英雄”。他带领一班工人日夜奋战，终于拿出了合格的香烟铝箔纸，他还发明了在铝箔纸上涂一层润滑油，这在以前连烟厂都没听说过，上机以后，任何高速卷烟机使用都畅通无阻。奚伟领导的卷烟铝箔车间很快成为金箔厂又一个主打产品车间，奚伟本人也成为了金箔厂的管理奇才。
在中国烟草发展早期，最老的企业是上海卷烟厂，最大的烟厂是云南玉溪卷烟厂。这玉溪卷烟厂在改革开放前也仅是一个小烟厂，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玉溪选了一个能人褚褚时健，他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工作尚未落实。当时的玉溪卷烟厂破败不堪、亏损严重，很多干部还看不上这个烟厂，没想过争这个位子。褚时健被找去，问他愿不愿望去玉溪烟厂当一把手？褚时健说：“共产党员随时听从党的召唤！”老一辈共产党干部几乎都是这样——“党叫干啥就干啥”。虽然许多共产党干部为这句话吃了很多亏，上过很多当。例如，反右时，共产党层层发动大家提共产党意见，结果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文革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把很多人都打成“造反起家”的人物，发配到农村边疆。但是，还是有无数共产党人“时刻听从党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
褚时健还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他还是一个能“干好啥”的人。他1979年到玉溪烟厂任职，仅仅几年功夫，就将玉溪烟厂办成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年利润200多个亿的特大型企业。褚时健也一下子成了天下名人。
何大福崇拜褚时健，他开发出的卷烟铝箔纸，早期就为玉溪烟配套。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褚时健，声望还刚刚开始，架子还不是很大，企业需要各行各业支持。何大福为玉溪烟厂提供产品，褚时健还经常出面接待他们，有时还亲自陪他们吃饭。做生意就是这样，一吃饭，就有交流；一交流，就想了解；一了解，就相互产生了信任；一信任，生意就做起来了。何大福通过与褚时健的交流，“小船靠着大船边”，水涨船高，生意也开展得越发兴旺。
可是，玉溪烟厂毕竟是亚洲最大的烟厂，各路供应商都象蚂蝗一样死死叮在褚时健身上。时光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玉溪烟厂已不可一世，卷烟配套材料已可以自足自给，绰绰有余，何大福的卷烟铝箔已不再是“紧俏商品”，何大福在褚时健的心目中也不再是“举足轻重”，而是“可有可无”了。业务供货量开始逐年下降，大有“断交”的迹象。一天，何大福利用褚时健到江南省视察市场的机会，将褚时健邀请到金箔厂，在吃饭的时候，何大福与褚时健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耐人寻味。
“褚老板，你现在做大了，世界闻名，可你会不会忘记你刚刚创业的时候呢？”何大福首先挑起了话题。
“怎么可能会忘记呢？”褚时健边夹菜，边答到。他对江南金陵咸水鸭还是很喜欢的。
“那你认为我们这些早期为你做配套材料的单位是什么人呢？”何大福问。
“什么人呢？老朋友呗！”褚时健笑着说。
“不对。”何大福说。
“不对？那你说是什么人呢？”褚时健仍然笑着。
“照我说呀，我们是你们的大老婆。”何大福说。
“这话怎么说呢？”褚时健放下筷子，煞有兴趣。
“不是吗？我们这些早期与你做配套的企业，与你共同度难关、打江山、开创事业，等于是你的大老婆，一直伴随着你，死心踏地，毫无怨言，甘心情愿地为你付出一切。可你现在成名了、成功了，巴结你的人多了，这些人就象你的小姨子一样，年轻漂亮，而我们却人老珠黄了，在你心目中，大老婆没有小姨子漂亮了，你有点嫌弃了。”何大福边开玩笑边认真地说。
“呵呵，有这么回事吗？你在批评我。”褚时健有点不自然。
“我不是批评，我这是希望，希望你能正确处理好‘大老婆与小姨子的关系’问题，在你喜欢小姨子的时候，能不能将我们这些大老婆安排好？”何大福一直笑着说。
“你说的意思我懂了，请相信我，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这位‘大老婆’！”褚时健端起酒杯，与何大福酒杯碰了碰。
“哈哈”，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可是，还没来得及兑现他对何大福说的这句话，1999年底，褚时健在他58岁时，因牵涉到“私分外汇”而被国家法律机关判处无期徒刑。
何大福对这个“重大事件”无法接受，他仿佛感到时代对褚时健这样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实在是太不公正了。于是，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为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创作了一个“鸡蛋”理论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鸡蛋理论引出的思考”，寄到了《人民日报》，引起了编辑部的重视，将这篇文章编印成“内部参考”，分寄到政治局每个委员。一天，一个烟厂的厂长到金陵金箔厂来考察，席间津津乐道侃起了这“鸡蛋理论”。何大福笑着听着，也不作声，叫办公室主任递上一篇稿子，让这位厂长看。这位厂长翻开一看，题目正是“鸡蛋理论引出的思考”，作者：何大福。全文如下：
在世纪之交、建国五十年将至、澳门回归在即，这些大喜大贺的新年开头，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我们这些企业家以后怎么样才能有好下场！？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
企业家需要政府明确的激励政策
最近碰到一件事，引起了我沉重的思考。就是远距离的玉溪卷烟厂长褚时健。八十年代早期褚时健接任了一个破烂摊子玉溪卷烟厂，当时真是困难重重，在他的领导下，十多年玉溪厂创造了奇迹，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他任职期间累计上交国家税收1000个亿。结果在58岁快要退二线那年，私分了几百万美元被判无期徒刑。个人犯罪受到惩罚，当然无可非议。但有老百姓说国家给了他一个鸡蛋，他孵养了一群鸡，又生了无数蛋，结果他偷吃一个蛋，主人不饶他。这好像给人有点感觉：有点欠公正。
我现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1984年组织上将我从一个大厂调到濒临破产的作坊企业金陵金箔厂（县属城镇集体企业），当时固定资产只有38万元，亏损197万元。十多年下来，我将这个企业变成固定资产上亿元，年利税超5000万元小型集团企业，而自己已经53岁也快退二线了。下一步我将拥有什么？万一不干后企业垮下去怎么办？从一个经营几十年的领导人身上找一个一万元、二万元“问题”来，企业家谁都不敢说“无”字。
我不想做没经过主人批准同意而偷吃鸡蛋的人，也不想做垮台企业的“替罪羊”，而想搞“阳光下的吃鸡蛋”，想在企业盛兴时讨一个“说法”。可是，现在的现状就是不搞如何“吃鸡蛋法”。平时老是“盖着葫芦摇”，全凭你自己“看着办”。无事时你“安然无恙”，有事时就说你“偷吃了蛋”。到时真的这样做了，你二话说不出来，因为你确实“偷吃了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企业现在急需要政府能拿出一个激励企业家的政策。改革的时代将企业家推向了市场，搞产品、搞销售、搞投资。别的政府都“推”出去了，唯独到底给企业家吃多少蛋老“推”不出来。光是嘴上喊你要切好这个“蛋糕”，实际上这个蛋糕多大，是什么蛋糕，怎么个切法，谁也讲不清。到时说你没偷蛋也行，说你偷蛋也行。这样下去怎么行？再这样“推”不出来，“老企业家”一个一个都要“倒”下去，新企业家一个一个难上来。要上来的都是私人企业“老板”、外资企业“老板”。公有企业“老板”即使有，也只能是“稀有动物”了。共产党培养多年的企业家都“倒”下去了，谁光彩？谁高兴？难道共产党不需要更多的企业家？难道中国企业家都非要走“犯法”的道路才能致富？共产党的“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政策，究竟是指哪些人？！
企业家需要社会的“理解万岁”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从事的行业也是特殊的行业。每个行业都人“特殊性”，特殊的行业就要按特殊的政策加以区别。
企业家“特殊性”特在什么地方？社会上许多人并不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企业家特就特在玩的都是“钱”。企业家玩“钱”与部队人玩炮弹一样危险特大，但与银行家玩“钱”还不一样。银行家是用别人的钱在“政府控制下”的玩钱，而企业家是在推向市场政策不管的前提下没有“钱”要“凭空”变出钱。因此，企业家决不同等于政治家。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大法、党纪党规，大部份内容是将企业家与政治家摆在一起量法规、提要求。这是下策导向的重大失误，其结果是政治家越来越多，企业家越来越少。
演员在电影里、电视里、舞台上接吻，人们“理解万岁”；打仗的人、当兵的人在战场上、在演习过程中子弹走火、战争失利，人们“理解万岁”；科学家在实验中浪费这个、损坏那个，人们“理解万岁”。为什么？因为社会承认他们的“特殊性”，人们将他们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看。而企业家在玩“钱”的过程中，也犹如演员在演“接吻”戏，犹如军人在玩“子弹”，犹如科学家在搞“实验”，难免走火，难免失误，为什么不能来点“理解万岁”？因此，企业家也需要“理解万岁”。
在一个社会大家庭中，扮什么角色都是演员。作为一个演员，演什么都要投入，只有进入“角色”才能干好。你说演员在演“接吻”戏，究竟带没带“真感情”？谁说得清？在今天这个大潮中，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十分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家想把“钱”玩好，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就难免与我们现行的常规“法规”有相抵触的地方。在“玩钱”的时候，难免有失误的地方。事物到了特定环境里，“犯法”与“不犯法”也就难界定了。例如：无论公有企业或私有企业，搞市场经济都需要一些经费“打点”市场，私人拿钱打点理直气壮、无忧无虑，公有企业拿钱出来“打点”，查不出拉倒，查出来不是算“行贿”就是算“受贿”；再如：中国公有企业大一点“老板”都有小车子，清明上坟，难免全家人老婆孩子都坐车去，你说这个领导不廉政，办私事竟用公车，等等。这些事累算起来，后果能不大吗？所以说，现在的企业家真有意思，正面总结一下，能当全国劳模；反面搜集一下，能进牢房。因此，只有将其作为“特殊性”加以区别，同时高呼“理解万岁”，中国公有企业老板才能放开手脚干，企业才会希望。
企业家需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造就了许多有作为的企业家，没有党的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么多企业家的今天。但同时，改革开放也使一些企业家队伍中的渣淬有了为非作歹的可乘之机。他们胆大妄、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大肆侵吞挥霍国家和社会财富，使许多企业的老百姓搞苦了，单位搞垮了，而自己却成了“穷庙富方丈”。对这些犯罪行为者，国家机器给予严厉打击，老百姓当然拍手称快，不打击国家政权怎么巩固？市场经济怎么能上轨道？但是，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能不能尽量注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这样对帮助、教育、挽救干部、人才只有好处而无害处。
我工作的所在地金东县有两名党办主任与政府办公主任，都因一台冰箱空调之类的“受贿”罪而同时被捕入狱判五、六年徒刑。从国家强调法治，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衡量”，当然“罪有应得”。但是，就这两个主任都是党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干部本身来说，如果采用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政策来处理，搞一些类似过去“洗手洗澡”那一套，是不是会更好些？第一，他们俩个都是年富力强，百姓中并无“民愤”；第二，他们的工作“功”确实大与“过”，主流本质应当是好的；第三，他们在新的形势下，当时的“犯罪”观念还处于模糊阶段，有些事情甚至是当时允许和提倡的；第四，他们只是初犯，所谓的“罪行”并不严重。如果向他们宣布既有罪行，又给于“宽大处理”，他们肯定会痛改前非，将功补过。如果这两个系“政府官员”，党规党纪不能容忍的话，那么作为企业家来说，如果属于上述几条的话，党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政策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企业家的培养比“政治家”难度更大。他们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高级人才”，少一个就可能少一份财源，多一个就可能多一个财源。
实事求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最少有如下褚因素始终处于“不清不楚”的状况：第一，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所有企业到底按什么法规来搞市场经济的“规则游戏”？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人们“搞转移”了，而中国解放几十年形成的许多老的“红头文件”还都在“新的没有，旧的照执行”中发挥作用。这些“红头文件”是否都适应于这个“转移”？新内容用老办法是否可行？第三，在改革开放“混乱”的年代，有人号召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到底摸着什么石头过河是对的，什么石头又是错的？谁讲得清？第四，还有很多讲不清的事。如企业被推向市场了，有些地方对政府不利的都推向市场，对政府有利的又不准推向市场。这样的“推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到底怎么个推法？等等。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你硬要说哪个有罪，哪个无罪，能不出大事吗？我强调这些，并不是为“经济犯罪”辩护，而是要请党能够在特殊的时代里多给一点企业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政策，能否分清一些“界限”。如：针对有些企业家超过法律规定的“犯罪”问题，能不能研究一下是有意图的贪污侵吞，还是无意的触犯法律？是被动的“违法违纪”，还是有目的“无法无天”？是初犯还是重犯？是有功之臣，还是无功受禄？是轻罪还是重罪？等等。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党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政策，国家会更加兴旺发达。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完这篇文章，那位厂长握着何大福的手，激动地说：“啊哟！真没想到这鸡蛋理论的发源地、创造者，竟是你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就在这一年，企业家的“年薪制”普遍在全国试行起来。就在这一年，许多新闻机构、执法部门，硬是找到金箔厂，找到何大福“刨根问底”，要查清何大福一年到底“吃了多少鸡蛋”，有没有“偷吃鸡蛋”。亏得何大福及时解决了分配这个大事，一切都在“阳光”下操作，没找出什么“珠丝马迹”来，才免遭这次“惹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