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对何大福的影响也是太大了。

何大福认识禹作敏是从一份杂志上开始的。

那时候的大邱庄，和天津边缘地区那些大队一样，盐碱地，难长庄稼，祖祖辈辈受苦受穷，可怜的中国人都认了。改革开放一声春雷，震得中国大地地动山摇，更震醒了先知先觉者们沉寂的灵魂。禹作敏，这位中国农村政权最基层的大队书记，一个人躲进盐碱地里三天三夜不回家，最后一跃跳了起来，忽悠了几位大队干部“歃血为盟”，立志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不移走改革大道。他说：“老一辈共产党领导穷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要领导穷人变富人！”

就像美国拉斯维加斯因地制宜选择开赌城一样，当时的禹作敏，没有跟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而是因地制宜选择了工业。“无工不富”，他们几乎考察了全中国，最后确立了回收冶炼废旧钢材这个工业企业。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吃尽了千辛万苦，跑遍了千山万水，说尽了千言万语，想尽了千方百计”，经历了所有创业过程中的“吃苦、吃怨、吃冤”，终于苦尽甘来，使大邱庄成了全国农村大队的首富，连闻名世界的“天下第一村”——江南华西村也“稍许逊色”！

禹作敏的神来之笔，更令何大福折服得五体投地。大邱庄回收废铜烂铁，目标竟然瞄准了中国军队。解放几十年来，和平环境，中国军队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摆也摆成了废品，更何况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武器装备不断更新，这些废铜烂铁往哪儿去？部队正愁着呢。禹作敏他们三文不值两文收购回来，经过拆散分类、烧焊分块，变成冶炼原材料，然后经过加工冶炼，变成好铜、好钢、好铁、好管，用高价格卖向全国。

何大福八十年代后期前往大邱庄参观学习，看到的场景，令他惊呆了。几千亩盐碱地上，矗立着几十家相当规模的各类金属冶炼加工厂，整齐的厂房，崭新的设备，现代化的道路设施，哪里是一个大队的所在地？当时的苏州工业园也不如它。那个时候，大邱庄工业产值已近100个亿，比一个中小城市还高！

一个大队书记创造的奇迹，使何大福惊叹不已，望着热气腾腾、车水马龙的大邱庄，何大福从内心深处高唱着赞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啊！没有你们推行改革开放，哪有大邱庄的今天啊！”

禹作敏创造的奇迹令何大福惊叹，禹作敏的非凡思维和惊人言论更令何大福赞叹！禹作敏在何大福心目中成了一尊高大无比的偶像。中国头十亿农民，如果有一大批禹作敏式书记带领着他们，他们还愁不富裕吗？

在知道禹作敏之前，何大福只知道中国语言大师是候宝林、马季等相声演员。知道禹作敏之后，才知道禹作敏也不愧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大师。相声大师的语言是用来给人们逗笑欢乐的，而禹大师的语言是用来思考和战斗的。听禹作敏讲话，读禹作敏的文章，就是最高的享受。

当听到禹作敏说：“老一辈共产党人是领导穷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如今的共产党人是领导穷人变成富人！”何大福觉得禹作敏用一句话将共产党今天的宗旨、目标、任务概况得如此精辟，实在是精妙绝伦！何大福认为只有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有如此天才，而禹作敏就是个天才！

当何大福读到禹作敏的口述文章《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他竟一连读了十多遍。他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理解得透、领悟得最深、最得要领，实在可以做《人民日报》社评论，号召全国人民细读。

当听到禹作敏对中国几千年的“等级观念”进行鞭策，说出“你部长做奥迪，我大队书记坐奔驰，到底分什么级别”时，何大福认为讲得太好了。改革开放，必须破除“官本位”，中国才有希望。

禹作敏一系列的顺口溜，如：“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才必有财，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有福”等等，这一系列有的放矢的精彩言论，都对何大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何大福在金箔厂实行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言行都渗透着禹作敏的影子。

1993年1月，何大福在他的干部大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字：‘谋’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歌唱了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研究这个谋字。这谋字，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干？我认为要好好思考。为人民谋幸福，这谋字就是为党、为人民、为老百姓、为他人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无论如何、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可是，我们这么多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千方百计给他们‘谋’痛苦，谁幸福谁倒霉，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当一个单位小头头，就是要为这个单位人民谋幸福，每个头头都为本单位群众谋好了，全国人民也就幸福了。”这段话，何大福说他是学习禹作敏而萌发出来的。

1992年9月，何大福在全市一个干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人说我何大福干得这么好，应该醒醒了，金箔厂应该升格了。我们对此无所谓。什么级不级？企业不论级。企业就是企业，以追逐经济效益为目的，不同于行政管理机关。要有，也应当是规模级、效益级、信誉级，而不是行政级。那些把企业分为不同的行政级别的做法是不妥的，从这点上说，企业无论大小，企业办得好就有‘级’，要多大有多大，企业办不好，什么级也没有，试问：市长坐奥迪，厂长坐奔驰，你说他们哪个级大？试问：别人买我的产品，要不要问哪个级别的厂生产的？”何大福说这段话完全是由禹作敏的口气演变而来的。

1990年,在一些企业界人士坐谈会上,何大福发言道:“我在上级大会上发言，在给上级报告中，很少有客套话，有些领导不习惯，说我傲。我不服气。有些人讲话开头总要讲：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什么方针指引下，在各单位大力支持下，讲了一大串不见正文，我嫌烦。一个企业如果亏损几十万呢？能不能写上：在XX领导下、指引下、支持下，今年我们企业亏损了几十万？其实都没必要。”何大福说这些话，都有禹作敏的风格。

然而，就在禹作敏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九十年代初，中国最高领导层却在如何对待改革进行着一场势均力敌的“政治拔河比赛”，许多“权高位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责问，有的人甚至怀疑改革，推翻改革。在这关键时候，邓小平才再次视察南方，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巡讲话”。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领导人终于取得了决定胜利。可是，就在这两股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交锋时，中国农村一个大队书记禹作敏，却成了“牺牲品”。他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农村“土圈子”，哪经得起狂风暴雨般的老政治势力、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嫉妒富起来的穷恶势力的拍打，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权贵”势力的“狂轰烂炸”？更为可悲的是，禹作敏还自不量力，竟敢与这些势力的“联合体”抗衡，用棍棒、用钉钯、锄头、铁锹，妄想战胜他们，不是蚍蜉撼大树，又是什么呢？！

何大福一直到禹作敏死了，也不相信禹作敏是跟党作对的“义和团”、“洪秀全”。不是党叫他搞改革开放，他怎么会搞？又怎么能搞成？不是听党的话，哪有大邱庄的今天？大邱庄在中国天津，又不是在国外，肥水流到外人田了？大邱庄是经济组织、是党的基层政权，离党中央还有七八级呢，干嘛那样大动干戈？！当然，这一切何大福都是放在心里想的，最多也就是小范围内议论议论。连原本支持禹作敏干的中央几位大人物，最后都插不了手，何况远隔千山万水的他何大福呢？算老几？！

在禹作敏事业如日中天、威望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常常口头上谦虚，内心却引以为豪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若干年后，禹作敏出事了！何大福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哀叹禹作敏”：禹作敏，农民也！中国的革命，成也农民，败也农民。盐碱地是你的根，你想离开根，绝对活不成；穷困落后是你的命，你想成富翁，很快要你命。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忘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诫我们说，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你最后的下场，就是教育农民的实际行动。不过告诉你禹作敏，中国改革史册，无论正面讲反面听，都会忘不掉你的大名！

何大福这样写着禹作敏，饱含深情。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锐意改革的前驱者，如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等人，他们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也曾激励过成千上万个改革家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然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们行程艰险。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今日青云路，明日地狱门。对他们来说，幸福与苦难真是相隔一层纸。何大福不是那种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企业家，他对那些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一种由衷的敬意，他对那些中途落马的好汉们的情感是心灵的吐露和肝胆的披沥。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何况他们对时代已作出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