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何大福改任厂长以后,深深知道自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毕竟不是金箔行家里手,尽管他这几年不断学习、反复琢磨,对金箔生产工艺管理套路有了基本的了解,但遇到重要和关键地方,他还是一知半解,常常眼呆着、嘴哈着,听老厂长梅长生和刘恒决断。这当然是应该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老厂长梅长生和刘恒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总不能指望他们一辈子,后继无人不行。再说,他身为厂长,总不能样样事冲在第一线,光抓生产吧?总得有一个得力的副厂长帮他抓好生产这个关键口子才对。
而眼下,分管生产的是王志宏。这王志宏,何大福观察了几年,实在是不中用。他除了跟在李雄关后面鬼鬼祟祟,搞一些煽阴风点鬼火的歪门邪道外,基本上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什么事。他不是金箔行家出身,家在农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去当了兵。因为那时候,农村青年的主要出路是,当兵“可以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排长,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王志宏属于那种“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的人,被当地政府安排进了金箔厂,因为是党员,厂里一会儿叫他干这个,一会儿叫他干那个。那时候,厂里中心工作多,一会儿搞文艺宣传队,一会儿举办学习班,一会儿又搞这个赛那个赛的,别人走不掉,都交他负责干。时间一长,他俨然成了厂里一名领导干部。1976年厂里抽调他到县里工业系统搞工作队,两年后工作队解散,他回到了厂里,当时领导根据县里意见,提拔他当了副厂长,由县里下了任命书,他一下子成了“赫赫有名的县管干部”。
可是,王志宏虽然走运提起来了,但他干哪项工作都干得不出色。分他干政工这个口子,上级分来一个李雄关,是部队营级职务,压住了他;分他干技术口子,他对金箔一窍不通,平时又不肯钻研;分他干行政,金箔厂小得可怜,一个行政科长曹庭都闲得无事,他分管什么呢?最后只好分管生产,名誉是管生产,实际上还是假大空,他不懂生产工艺,怎么管呢?混了这么多年,好歹有刘恒做厂长,有老厂长梅长生做技术顾问,他们冲在前,再说厂里破败得不像样子,王志宏混在里面“滥竽充数”,也倒真五真六的,平安无事。
这何大福上任这些年,他也想将王志宏“带”出来。当年他从化工厂调到金箔厂上任时,县里领导也曾问过他:你要不要带一两个人一道过去?他说:不用,有本事就地取材。到金箔厂后,他发现王志宏是个共产党员,年龄也才四十多岁,属于年富力强一类,群众中也没说出他有什么严重的其它问题,何大福便没有调整他。开始,他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深入第一线,工作抓到实处,他也还努力,起早带晚确实在车间“好好表现了一番”。可是,他毕竟属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那种人,“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每天在车间,他只是帮助工人做些下手服务方面的事,甚至有些重活脏活他也主动帮助干,职工反映他开始有些好起来了,因为他以前整天混混是出名的。可是,他对于如何当好领导,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黄金消耗,如何提高工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几乎都是很少考虑,也拿不出什么主导意见。车间需要添置什么东西,需要处理什么东西,他只负责签署“同意卖王志宏”、“同意买王志宏”几个字,其他什么都说不出一、二、三、四来。时间一长,有人拿他开味,说他是“买卖王志宏”。为了提高王志宏的领导素质,何大福连续两次将王志宏送到市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进行脱产培训,可是王志宏不领情,他到处说:“这是在排挤我”。更为差劲的是,王志宏虽然在市里培训,每星期回来休息一天。他家住厂里宿舍,可他学习三个月,竟然一天厂门都不跨,对厂里生产工作任何事都漠不关心,而且两次培训都是这样。
对于这样“扶”不起来的“天子”,何大福终于下定了决定:必须下掉,换一个得力的干部当他的生产助手。可是,那时候何大福只能有权调整车间主任这些中层干部,对于厂级领导他是无权任免的。他最多有一个推荐建议权。但在那个年代里,你推荐建议理由再说多少,领导意思不动,你下面还是奈何不得,有时下面班子明明有矛盾,领导也故意装聋作哑不调整,因为你有矛盾我才好利用矛盾加以控制你们。再说,你要调整一个人,这手续麻烦多着呢。打报告、党委研究、派人考评、召开坐谈、交换意见等等,半年能批下来就算不错了。还有,这共产党的干部,都是终身制的,一旦当上来了,下去比上来还难,看起来是对干部负责,实则是干部终身制度已根深蒂固。
何大福认为,这改革开放,企业干部制度这个最重要的“特区”如果不冲破,企业最后还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从王志宏身上,要冲一冲这“禁锢”中国企业几十年的干部制度。
星期一下午是金箔厂的“办公会”时间。何大福上任以后,每个星期一下午都召开办公会。各车间、各部室负责人和厂领导聚在一起,议论一下本周工作,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制度。为此,何大福特别强调,星期一的中午,任何人都不准喝酒,特殊情况必须由何大福批准。可是这天下午一点多钟,所有人都到齐了,唯有王志宏没到。过了好长时间,他才醉酗酗的进来了。还没坐稳,何大福喝问道:“王志宏,你说说,怎么到现在才来开会?”
“几个……朋友一起……闹着……喝酒的,喝酒……喝过了”,王志宏结结巴巴回答道,嘴里象塞满了胶水。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宣布过的,星期一中午不得喝酒的制度?”何大福板着脸严肃地问。
“知是……知……道”,王志宏答道。
“那好,金箔厂有条规矩,各吹各的号,都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既然你身为副厂长,不带头执行厂里规章制度,说明你已不愿和厂里唱一个调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今天我宣布免去你金箔厂副厂长职务,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金箔厂副厂长了,根据你的表现,工作我们另外再考虑安排!”
“什么?!免去我副厂长职务?我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工作吃苦耐劳,你凭什么免去我副厂长职务?”王志宏这时酒好象突然醒了,大叫了起来。
“凭什么免?第一,你违反了厂里规章制度;第二,不是你努力不够,而是你能力不够,你没有能力担当副厂长这个担子!”
“你敢!你无权!我是县里任命的干部!”王志宏气急败坏,捶着桌子叫嚷着。
“现在搞改革了,我必须有这个权。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到县里解决。”何大福沉着冷静。
“我到县里告你去!”王志宏横横地。
“好!我等着”。何大福依然冷静。
会议由于出现了罢免王志宏的“重大”议题,其他议题就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早晨,厂部办公室到生产车间的宣传栏玻璃上,张贴着一张王志宏的大字报,题目是: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的副厂长职务?内容是:何大福胆大妄为、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超越权限、擅自作主,竟敢免掉我这个由县里任命的副厂长职务,简直无法无天!我进厂这么多年来,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副厂长职务?
看到这个大字报,何大福立即也写了一篇稿子,叫办公室用毛笔抄出来,贴在王志宏大字报旁边。主标题是:不是努力不够,而是能力不够,副标题是:王志宏带头喝酒违反制度,办公会被宣布免去副厂长职务。内容主要是讲了昨天下午喝酒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最后,稿子还写了一段:在市场经济中,人才使用及人才竞争好比运动场上的篮球赛。为了赢得比赛胜利,所有的人都要认真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比赛,用过硬的技巧和能攻善战的策略去击败对手。发现哪个运动员不行应当立即哨子一吹,“五号下”、“六号上”换人,换下来的人经过体能休整、技术补课等可以重新上场。如果老是不行,就要被淘汰出局,我们不能老是按照传统的做法,“我积极工作态度认真,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犯错误,你凭什么叫我下场?现在必须改革了,按照这个“篮球场理论”,“叫你下场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而是因为你能力不够!”
厂里广大职工对李雄关、王志宏一伙早就看不惯了,气不过了,特别是王志宏不学无术,大家都说何书记、何厂长早该下掉他了!
王志宏写好大字报,就直接到工业局告状去了。钱仁德很快打电话通知何大福去工业局一趟,等何大福一到局长办公室,钱局长、工交党委书记、抓工业的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长都坐在那儿等他。
“听说你没经过组织批准,就直接宣布免去王志宏副厂长职务了?”钱局长开门见山。
“是的。”何大福答到。
“为什么?”钱局长问。
“他工作能力太差,厂里这几年凡是闹事的事都有他。”何大福肯定地说。
“不管你理由千条万条,你这样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知道吗?”县委组织部长说。
“这我懂,但现在改革开放,企业应当有自主权了,这是中央改革文件讲到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大福想据理力争。
“可是人事制度还没有自主权,这干部的任免权还没下放,如果这个权都下放了,那我们党的领导究竟领导什么呢?”组织部长原则很强。
“我不管这些,我已经宣布免掉了,你们看怎么办吧?”何大福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办?改过来,宣布免职决定无效。”组织部长态度显明。
“那不可能,除非……”何大福说。
“除非什么?”工交党委书记王长江问。
“除非免掉我的职务,我不干了,你们再叫谁干,我管不了。”何大福犟劲上来了。
“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讲的话吗?”县组织部长也好象生气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到金箔厂什么条件都没提过,什么要求也没讲过,只要求一句话:我必须说话算数!今天,我既然说话不算数了,那要我怎么干?我说到做不到,等于放了空炮,那我还有什么威信?叫我怎么再干下去?这样吧,我们大家不都看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嘛!那里面杨子荣与小锣匠在座山雕面前闹了起来,最后杨子荣说,三爷,留他留我,你看着办吧!今天你们就是座山雕,我是小锣匠还是杨子荣,你们定吧!”何大福说完,一声也不吭了。
会场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钱局长转了一个弯,他深知何大福与王志宏的轻重。这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以后,企业越办越好,而且交给他们局的管理费是全县工业系统最高的,使他这个局长位子越坐越稳。他生怕闹僵了,金箔厂工作出现混乱。于是,他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金箔厂马上打个报告,我们立马签个意见,报组织部批准,当时拿回批复,特事特办,也算是一个改革。这样,何大福说话也算数了,我们的批准手续也有了!县长、部长,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只能这样了,但下不为例,今后绝对不行。”组织部长第一次面对这样情况,也是第一次放弃组织原则,第一次表了这样一个由下面牵着跑的意见。老实说,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这改革开放最终搞到什么地步,只听说今后这政企要分开,党政要分开,究竟怎么分?谁也没有跟他讲明。面对今天的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这么做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这何大福肯定比王志宏强,当初研究何大福上任,他也在场。如今何大福干得不错,他也清楚。因此,他选择“留”住了何大福,舍弃了王志宏。
“什么今后绝对不行?今后企业肯定是自己组阁,用不着你们批了!”何大福好象打了一场胜仗,口气硬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到后来很多年,只有金箔厂何大福领导的金箔厂能够“享有”上级组织权限,敢于对“县管”干部直接宣布任免,过后补办手续。何大福说:“因为我是改革开放试验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