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金东县的西山镇，通街一条马路，横贯东西，以县政府为界，东边叫大街东路，西边叫大街西路，撒泡尿都能浇三圈。沿街建造的一些“火柴盒”式建筑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也还能看出改革开放给这个古老的江南小镇带来的一丝生机和几分点缀。

这一年9月份，金陵金箔厂突然在金东县城东南方向建盖了一座四层楼的新颖办公楼，式样美观、造型独特，而且还贴饰了褐红色外墙瓷砖，分外引人注目，全县上下都认为这是金东县当时最好的建筑。

按照何大福的想法，金箔厂的办公室老是在车间里隔出来凑合用的，也不是事，确实也需要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计划拿出二层做办公室，另外二层给突然发展起来的企业员工做集体宿舍，以后条件好了新盖了宿舍后再调整。

谁知，这件事竟遇到了麻烦。原来，在金箔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对金箔厂要求这要求那，可是当金箔厂出现生机，企业处于巩固发展的时候，上级各种要求都来了。特别是新的办公楼盖好以后，各级主管部门都要求金箔厂必须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这成了何大福最为头痛的事。

工业局党委找到何大福：“你们厂现在搞好了，各项工作步入良性循环了，我们表示祝贺，并表彰你领导有方。但是，一个正规企业，党组织机构不建立健全是不行的，必须尽快建起来。”

何大福说：“现在改革年代了，党组织机构还必须像过去那样建那么多吗？”

“是的，必须加强”。工业局党委态度很硬，在他们看来，党组织机构越多就是加强。

何大福清楚，他在化工厂干了15年政工科长，对党组织的组织机构十分清楚，一般必须要有党办、组织科、政工科、宣传科、纪检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加上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都要健全，每个科室都要配一名科长、一名副科长，再加1-2名科员，这一配需要七、八个办公室。

金东县公安局找到何大福：“你们厂现在搞好了，各项工作步入良性循环了，我们表示祝贺，并敬佩你领导有方。但是一个正规企业，治安保卫工作不能忽视，必须成立保卫科，人数按全厂总人数1-2%配备，这是红头文件正规颁发的。”公安局这一说又要1-2个办公室，各个上级机构都在这儿伸腿。

这次大约有二、三十个部门都找到何大福，要求金箔厂成立相应的科室，何大福给搞懵了，总共才40间办公室，如这样搞，新职工就一间宿舍都没有了。这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成立了这么多科室，要设立这么多“官”，“三个科长两个兵”加起来，那金箔厂要有多少人“脱产”啊？！可是，那个年代，这些机构设置都是“合法”的。政府红头文件规定：企业管理干部可以达到13%，企业非生产人员可以达到17%！金箔厂现在已发展成800人，有个100多人脱产是正常的！

金东县长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影响下，“政治经济两副担子一齐挑”，组织机构设置基本上一对一，即行政设多少科室，党群口都要设多少科室。行政上有生产科、技术科、设备科、工艺科、质量科、供销科、安全科、行政科、后勤科、行政办公室、财务科、计划科、统计科、运输科等，党群口就顺应行政口子设置相应的科室。大的办公楼东边是党群口，西边就是生产行政口子，为什么党委口子在东边，行政口子在西边？取意是东风压倒西风，小一点办公室则一楼或二楼是行政生产口子办公室，上一层即为党群口子科室，取意是“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在那计划经济年代里，每个单位都是这么办的，每个干部都是这么办的，何大福干了这么多年，从来也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改变它。可是，今天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我们还这样按部就班行吗？绝对不行。他决定突破这个“禁区”，在企业的机构设置上来一个重大改革，乘新办公楼入住之前，来一个崭新的机构设置。

何大福亲自撰写了一篇《关于机构改革的有关意见》，并且拿到职工代表大会上去通过。其实职工中对企业的“脱产干部”过多，早就“深恶痛绝”了。他们对许多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整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早就看不惯了。机构改革方案很快获得通过，只有李雄关、王志宏表示了“弃权”。李雄关在会上说：“管理机构不是我们企业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活的，这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我们能瞎来吗？”何大福一想到海盐衬衫厂的“成功经验”，立即反驳道：“现在还用‘红头文件’来压我们？是什么时候了？！这红头文件是猴年马月制定的？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就应该有市场经济的‘红头文件’，可是国家还没制定出来，我们只有自己先搞了再说！”经过好几年的“较量”，何大福已在金箔厂形成了绝对优势，干部职工几乎都跟着他走，李雄关一伙几乎成了“一小撮”。

在《关于机构改革的有关意见》一文中，何大福首先阐述了企业机构改革的必要性：“由于我国政府职能已有相应的改变，各级政府承担的任务不再是指令型而是指导服务型，这就对企业管理科室机构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本厂命运和经济效益，任何小局小事只能服从这个大局大势。”

他全新推出“三部一室”机构运行方案：原来的科室原则上撤销， 重新组建“三部一室”，即生产管理部、财务管理部、行政管理部和厂部办公室。生产管理部设生产管理兼计划统计员一名，设备管理员一名，安全管理员一名，质量监督员一名；财务管理部设主办会计一名，出纳会计一名，成本会计一名，材料会计一名；行政管理部设劳资干部一名，房产管理及生活管理员一名，保卫干部一名；办公室设机要、行政、文字、宣传秘书各一名。每个人的具体职能任务将单独写明，张榜公布。人员实行公开招聘，现在在岗的，愿意受聘的，厂部认为适合的，优先录用。

对精减机构中剩余人员，指出四条出路：一是充实生产第一线力量，有关系的同志可以自找出路，与各车间联系，愿去的可去；二是由厂部研究安排另外合适的岗位；三是自由组合，另外开辟谋生途径，做生意办企业都可以；四是休息退养，享受一定的待遇。凡是被招聘录用的，原来已享受科长副科长待遇的原则上暂时不动，原来未享受的全部享受副科级等遇。除了厂部管理机构的方案以外，对厂部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都一律做到“有组织无机构”，所有人员原则上不能脱产，都要有行政职务。我们热情期望科室那些没多少任务的同志，能主动申请上前方打仗去。只有大家都感到人员调整只是正常的工作，我们的机构改革才能真正成功。

八十年代中期，何大福对企业的组织机构这样“伤筋动骨”的改革，在金东县引起了“强烈地震”，特别是对企业的党群口全部实行“有组织无机构”，一下子使整个社会舆论议翻了天，纷纷站出来评头论足，有的甚至站出来公开指责何大福瞎搞。一时间，虽然企业内部李雄关一伙已经不是何大福的对手，但外部强大的反对者却成了何大福难以招架的“新对手”。

公安局来了一位副局长，直接与何大福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副局长板着脸问何大福：“你们这么大单位，保卫干部只设一个人，万一出了刑事案件，出了违法乱纪谁来处理？责任谁负？”

何大福：“出了刑事案件，有人违法乱纪，就交到你们那儿去。你们的社会职责就是干这个事的，否则要你们公安干嘛呢？如果我们企业内部有吵嘴打架、违纪违章，我们有规章制度，自己处理，一个人足够了。”

“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副局长软中有硬。公安局不是金箔厂的顶头上司，他们对金箔厂的行为只能是“谈看法”，不能强行要求。

事件也偏巧，那几年，金箔厂在何大福的领导下，对员工采取了“疏导”政策，厂内竟“安然无恙”了几年，恶性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发生，但由于得罪了公安局，每年的“治安先进”都轮不到金箔厂。那位分管的副局长说：“金箔厂这样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起码的人员都没配齐，给他们当先进，其他单位一旦仿效起来还得了？！”若干年后，那些保卫科办公室挂满“先进单位”锦旗的企业，却时常出现各类案件，最后企业都落得倒闭垮台的结局时，那位副局长才似醒非醒地说：“他妈的日鬼了，金箔厂就一个保卫干部，这么多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