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金箔厂在何大福的带领下，“闯的纰漏”越来越多，企业的经济效益却越来越好，企业也越来越有生气，在当地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必议的话题。许多企业纷纷要求工业局出面，组织全县工业系统干部集中起来，请何大福讲讲，介绍介绍他们办厂的经验。当时全国都在贯彻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工业局领导认为这个建议请求很好，可以借机推动全县工业发展。但一想，也不能光叫何大福一人出面介绍，应该找两三家一起来介绍发言，还要请县里几个领导都来做做指示，上上课。他们这个想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批准。于是，县工业局与县委党校合办的一场工业系统干部培训班就组织起来了。
当何大福接到要介绍发言的任务时，他愉快地答应了。他想，这样也好，一方面可以对全县工业有个促进，另一方面将金箔厂的有关想法、做法跟大家汇报汇报，可以让大家解除误会，不再对金箔厂存有偏见。于是，何大福经过认真思考，精心准备，立了很多提纲，列出很多事例。可以说，这是他何大福一生中准备最充分的一场发言。当时在金东县全县上下，特别是秘书班子的成员，都广为传颂出何大福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当秘书的，老是写稿子给领导做报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写稿子自己做报告？！”直到何大福到了金箔厂上任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不管单位大小，反正自己写稿子能自己做报告了！今天，何大福还能自己写稿子，在全县工业干部面前做报告，怎不令他激动不已！所以他非常重视这场发言介绍。
何大福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关键在于人们的世界观转变，特别是各级干部的世界观转变。工业局这次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主要是工业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所以何大福重点准备的内容，就是关于干部的方面，题目就叫：“论在新形势下培养和锻炼一大批新型干部人才问题”。
轮到何大福讲课的这天，金东县县委党校最大的能容纳一百多人教室里座无虚席。开始，所有主持的领导，包括党校教职员工，谁也不在意此次上课，以为跟一般请人上课一样，“学员”听听拉倒了事，谁知何大福讲着讲着，教室里叫好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吸引了党校其他课堂学员和党校职员一起挤进来站着听，最后连室外的所有窗口都站满了人，校长也闻讯挤了进来。
何大福讲的是一场金东县从来闻所未闻的关于干部培养任用方面的新观念。
何大福说道：“当今社会里，能当一名厂长，应当说，这无异是非常光荣和十分自豪的事。厂长的位置是多么的令人向往、令人追求、令人羡慕。厂长们有职有权、有车坐、有楼住，许多方面还有特殊，工资待遇也是最高的。厂长既是企业最高行政领导者，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正因为厂长的位置有这么多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想干厂长的大有人在，简直就象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一样，有个人下了车，让了座，马上就有人顶替坐上来，这确是一个可喜现象，说明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蒸蒸日上。但是，我们中间许多同志包括已在任厂长的同志并不一定都清楚，作为一名厂长，你知道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吗？你知道厂长的责任有多大吗？你知道厂长的素质应该有多高吗？商品竞争激烈异常，你知道时代要求厂长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吗？很多东西，如果不说出来，大家以为现在的厂长，什么人都能当，谁当都能当好，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真是在开玩笑了！为了把我们的企业办得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吃上康乐饭，现在就得把我们的干部标准提高一步，特别是把我们的厂长选拔和培养成‘会经营、会管理、会用人、会办事、品行正’的高档人才。一个企业的厂长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厂长是企业兴旺、衰败的标志。厂长肩上的担子千斤重，身上的责任相当大，素质要求相当高。厂长在一个企业里，是一面旗帜，什么颜色，是红旗还是黑旗，厂长就是象征；厂长又是一名号手，什么行动，是冲锋号还是撤兵号，厂长就是号音；厂长又是一名舵手，什么航向，是左还是右，厂长就是指南；厂长又是一个火车头，什么马力，开向何处，厂长就是开足的蒸气机；厂长还应是一块磁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周围金属都要被其吸引。治国需要政治家，打仗需要军事家，演唱需要艺术家，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大批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比前面几个家要求更严更高。企业家不仅要有军事家的指挥才能，思想家的分析能力，理论家的认识水平，还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政治家的风度、艺术家的表演技巧。作为一名厂长，最好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我认为，厂长应当具有八种精神、八种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八种精神即：1、吃苦精神；2、牺牲精神；3、忘我精神；4、求实精神；5、学习精神；6、开创精神；7、负责精神；8、冒险精神。八种能力即：1、决策能力；2、指挥能力；3、演说能力；4、综合能力；5、决断能力；6、凝聚能力；7、适应能力；8、组织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即：1、哲学知识；2、文学知识；3、历史知识；4、经济学知识；5、心理学知识；6、社会学知识；7、军事知识；8、专业知识。以上这些标准要求，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也不高。如果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过硬本领、拼搏精神，你又怎能当好厂长呢？即使你碰巧干上了，你又怎能干好厂长呢？
有的人当了厂长，或者是当了干部，坐在岗位上，犹如一个摇篮中的婴儿，吃、喝、拉、尿都指望保姆照顾，如果离开保姆，就活不成。这种‘襁褓婴儿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岗位上，上面有什么指示，全文传达给下面，下面有什么情况全部传达给上面，自己不动脑筋，不花力气，这种‘转播站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坐在干部的岗位上，好似一个算盘珠子，上面拔一下动一下，不拔就不动，这种‘算盘珠子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管理一个摊子，多少年下来，‘两个茶杯还是两个茶杯’，无变化，无发展，这种‘保管员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位置上，掌权不推、享福不推，没干好出了问题，全推，全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嘴歪怪茶壶漏’的人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厂里干部的岗位上，却心怀鬼胎，打小算盘，搞‘吃里扒外’的活动，这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人能当好厂长吗？种种道理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坐厂长这个岗位犹如一个冠军上台领奖一样，荣耀是荣耀，然而要夺取冠军称号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个位置决不是靠玩嘴就能奏效的。”
何大福的演讲声音宏亮、抑扬顿挫、引人入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会场的气氛比那次学习班其他人上的课都高涨，效果都好。那次学习班所有“老师”只有二小时左右时间，最多只有三小时，可何大福从早上八点一直讲到中午十二点，还没讲完。课堂上许多人齐声呼喊：“下午再继续讲”，主办单位只得满足“学员”要求，要何大福下午继续上课。下午他又继续讲了两个小时，气氛仍然高涨无比。
按理说，何大福的这堂课，气氛这么好，效果这样显著，对何大福如何怎样称赞也不过分。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何大福的“画蛇添足”上。何大福当时见到大家这么喜欢听，氛围又这么好，大部分又是熟人，心想，我来发言是为全县讲的，又不光为金箔厂干部讲的，光举金箔厂例子还不够，如果引用本县各单位例子说明情况不是更好吗？于是，他“画蛇添足”，在课堂上竟评头论足，搞起“活水煮活鱼”了！
何大福说：金东县有一个七十年代初开采出来的小铁矿，开了十几年，到八十年末，基本无矿可采了。原任矿长在别人帮助下，找人用手工敲出来一种纯黄铜火锅，工艺精湛，作为下一步生存当家产品。小批量进入市场后广受欢迎，送人自用都不错。可年产量只有一万只不到，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连军区司令员要一只火锅，都要找人批条子，可见紧张程度。现任矿长上任多年，仍维持这种紧张状况，只保单位职工糊糊嘴，从不思扩大、思发展。何大福在课堂上对这位矿长说，什么叫保管员式厂长呢？你这种行为就是保管员式厂长。你们有没有想想，金东县江南省金陵市有多少户家庭，有多少个餐厅？现在时代变了，北方火锅南方化了，如果这些地方都要用我们火锅，我们再请人设计一种流水作业的火锅，那我们的市场就大了！加工制造生产线，将年产从一万只扩大到十万只、百万只，那我们的产值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说得那位矿长连连点头。
金东县有一个全县最大的机械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装备一流。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叫他们生产手扶拖拉机，供应全县农村，顺销周边地区，全凭计划单生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化了，手扶拖拉机用量骤减，政府又不下单，企业生产立即瘫痪下来，日子相当难过，企业领导员工老是在那儿埋怨，等待政府下任务。课堂上，何大福对机械厂厂长说：“什么叫襁褓婴儿式厂长呢？你们这种思想就是襁褓婴儿式厂长。现在搞改革开放了，不再搞计划经济了，而是搞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了，你们能不能到市场搞些调研，生产些市场需要的其他产品呢？隔壁那个县，技术装备都不如你们，他们生产的农用车，很受农民欢迎，供不应求，你们为什么不能生产呢？
金东县还有一个印刷厂，建厂时间与金箔厂一样，都是五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印刷业务猛增，可是这个厂只有两排小平房，几台小型单开印刷机，只能印印书本、报表之类业务，发展不起来。面对此状，厂领导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在那儿整天怪这怪那。怪县里不投钱，不找地方，不盖新厂房。何大福对印刷厂厂长说：“在现在改革开放时代里，我们还指望政府包办一切，这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不能再‘嘴歪怪茶壶漏’了，应当找找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应当主动进入市场，开创新开地！”
……
当时，何大福越讲越激动，基本上将金东县所有企业都“点遍”了。随着何大福慷慨激昂的演讲，课堂上和所有围听的“学员”谁也没在意，何大福演讲有什么不对，都跟着他的思路一路奔腾，时时给他热烈的掌声。当何大福讲完课，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的时候，“学员”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天我们都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全听何大福在教训呢！”这一说竟把大家说醒了：“是啊！今天我们哪个厂不被何大福指责过啊！”
“哎！是啊！当时还没在意，现在想想何大福真的将我们大家都骂了个遍啊”！有人大声叫了起来。
“他不是和我们平级的嘛？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呢？”有人竟生起气来了。
“他说得比唱得好听，他们厂比我们厂好多少啊？”有人这样“反击”说。
霎那间，学习班的“效果”走向了反面，学员中大部分人“义愤填膺”起来，有人煽动地说：“找工业局局长去，找党校校长去，让我们上的什么课？！听的什么东西！”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县委书记朱有才，县长万庆彪亲自听取工业局钱仁德局长、党校柯合清校长关于此次何大福讲话的情况汇报。朱有才边听边气，直拍桌子：“他何大福太狂妄了，既不是书记县长，又不是工业局长，有什么资格、权力训这个、训那个？谁给他这个权力的？”会议讨论了半天，最后结论是：何大福指名道姓骂这个训那个太过份，必须严肃处理。朱有才本来对何大福就存有想法，提出直接免去何大福职务，好平全县工业厂长经理的“民愤”；万庆彪忍了半天没作声，最后向书记求情，说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工业局钱局长生怕免去何大福职务，再找不到合适的人，日后厂里搞不好，给他添麻烦，他说：“我看是不是依照县长意见，我们党委集体出面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严重性，要求他必须做深刻检查，看看态度再说？”柯合清校长认为事情与他无关，随县委领导怎么定。最后，朱有才说：“就依你们意见，不认错立马下掉！”
何大福讲完话回到厂里，以为圆满完成一项工业局交待的“政治任务”而乐滋滋的，没想到“惹出那么大的祸”来。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当第二天工业局五位党委委员集体找何大福谈话，传达县委、县政府两位主要领导意见时，何大福搞懵了！不过，当他郑重其事地想了想他的演讲之后，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动了肝火。他说：“我检查什么？第一，是你们请我去讲的，又不是我要去讲的；第二，我是在会上讲的，又不是在会下讲的，毛主席都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第三，我去讲话，等于是老师，坐在下面听的，等于是学生，课堂上老师批评学生有多大错呢？”
五位党委成员中有三名工业局长，个个听了何大福的申诉词都无言以答，谈话成了僵局，不了了之。还是钱局长会当局长，他跑到县委朱书记那儿说：“何大福态度还是很好的，认识还不错。”将朱有才书记气讲消了。此事后来没再追查。但何大福气却没有消，他将那次演讲稿整理成文章，后来编辑在他的论文集里。那篇文章，成了金箔厂培养造就自己的企业干部唯一的衡量考核标准。后来，有人称金箔厂是培养企业干部的摇篮。而所有出来的干部，几乎都能讲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可惜，当时在场的那么多其他企业干部，由于“情绪”替代了“理性”，不仅后来失去了生存的“舞台”，被历史所淘汰，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也全部在改革开放中“关停并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