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福在金箔厂“横冲直撞”，口号是“坚定不移走改革之路”，旗帜上打的是“振兴金陵金箔”，加上他又是“一把手”，弄得李雄关一伙反对派也“无可奈何”，一方面厂里的大部分职工和外来的新兴力量都跟着何大福走，另一方面何大福也确实使金箔厂“起死回生”，继1984年圆满完成了天安门四十万张金箔的“政治任务”，得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锦旗表彰之后，整个金箔厂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职工中群情激昂、意气风发，生产工作蒸蒸日上。在1985年国庆节前夕，何大福又策划了一场职工书法展览，何大福用饱满的墨水亲自书写了一个条幅：“希望之路”。四个肥厚有力的颜体大字，贴在书法展览的榜首。这几个大字虽然比起名家来几乎是天壤之别，但是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层次的小作坊企业来说，却是“矮中将军”。职工看到这幅书法，好奇佩服道：“想不到何书记还有这两把刷子！”。何大福开着玩笑、耍着幽默：“哈哈，原来三把呢。从化工厂调过来，丢了一把，现在只剩下两把了。”说得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大家都说：“金箔厂真的有希望了！”

可是，李雄关一伙并不是立马改弦更张。严重的个人主义作祟，使他们很难从内心深处融入到这场改革浪潮中来，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智叟”。他们自己不当演员，不当球员，却老当观众，老当裁判。何大福前进路上每有动作，都成了他们这班人“评头论足”的“目标”，一有机会，他们便射来一支支冷箭，令何大福防不胜防。

这85年底，金箔厂又聚了一个人。此人是一名大专生，后来成为金箔厂的副厂长，名叫杨春。他原来是分到金东县另外一个工厂去的，得知“金箔梁山聚好汉”，青年人都有一颗上进的心，硬要闹着投奔金箔厂。人事部门本来都是随手划划的，当即同意了。对于这位金箔厂有生以来第一位分到的大专生，何大福如获珍宝，立即排在当年金箔厂十大新闻头一条，何大福对杨春更是培育有加。先是放在生产车间学习锻炼了几个月，要求他掌握生产工艺、操作流程、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接着便安排他在管理科室，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实习；实习完了以后，何大福便安排他在供销科任副科长，负责原材料采购。那时马国富已年纪过大，何大福有意让杨春接马国富的班。

当时的中国所有物资都还“紧缺”，买物资要请客送礼，跟后来买物资“拿回扣”不一样。那阵子，杨春磕头作揖为厂里生产买这买那，尽职尽力，干得还不错。开始厂里有人担心他年轻没有经验，怕他干不好，后来他干得不错，大家都不再作声。何大福认为他文化高、脑子灵，又有积极性，让他锻炼锻炼看看。结果，杨春很快适应了，何大福也高兴。

谁知，杨春干了一件震惊全厂的大事，让金箔厂稍微平静的局势又突然紧张起来，让何大福稍微宽松的生存空间又悬了起来。

杨春到外面采购辅助材料，有时人家闹着请客吃饭，杨春只得“照办”。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有时找人家求人办事，带点土特产，也是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可时间一长，出差补助费不够抵冲，竟积累了二千多元亏空帐，财务报销不了，杨春个人工资也不够贴，在财务借款超期还不了帐，这下急了！偏巧，厂里维修打箔机多余下来一些废钢废铁和其它车间使用剩下来的一些废纸废料，被一个收废料的收去了，正好价值有2000多元。杨春心想：我买东西花钱也是为公家，这废料收入也不用走大账，两相抵冲，正好，简直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办法。他将这个意见汇报给马国富科长，马科长说这件事要向何书记汇报。杨春说这件事有什么汇报的？科里有这个权进行调剂处理。马国富想：反正你是何大福大红人，随你怎么处理。结果此事就这么办了。谁知，俞芳得知此事后，认为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立即向厂领导作了汇报。

何大福认为杨春这样擅自抵冲招待费的做法确实违规，是错误的，但主张内部“消化处理”。

李雄关、王志宏几位却不同意这种“内部处理”的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送到司法机关。

何大福对他们说：“青年干部刚上来，对违反财务制度的后果还不懂，我们一方面要查处他，另一方面要帮助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后备干部来。再说，这件事他也是为了厂里，没有个人上腰包。”

李雄关说：“他说有2000多元请客送礼钱无处报，谁证明？没有证明就是贪污、私分材料款。”

这边何大福拖着慢处理，那边李雄关一伙紧锣密鼓动了起来，他们认为这次是何大福包庇犯罪分子铁的罪证，必须抓住机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李雄关、王志宏、曹庭串通了六七个厂里中层以上干部，由“汤谋士”执笔，写了一封揭发信，寄到金东县四套班子和公安局，这封信寄出去以后，很快就有了“回音”，说这个领导、那个领导都批示了，要严肃查办。李雄关一伙得意忘形，到处喝酒，聚众生事起来。 

金箔厂空气顿时严峻起来。何大福面对李雄关一伙的猖狂气焰，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那阵子，他什么话也不多说，冷静地对各个车间主任说：“人家忙造反，我们搞生产。”

杨春真的被公安局抓走了！那时候，国家有一个规定：贪污2000元以上必须抓人。抓杨春这天，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还是何大福多年的老朋友，一起经常喝酒吹牛，一遇“例行公务”，这位副局长便立即“脸一翻，认不得张三”，他找到何大福，出示了拘捕证，尴尬地笑了一下：“例行公务，对不起了”，便指派何大福通知杨春。不一会，警车在厂区“呜呜”叫了几声，戴着手拷的杨春便被警车带走了。

何大福望着警车的远离，呆呆的立在那儿，半天没移步。李雄关一伙，满脸春光，得意洋洋。围观的一大批职工，一会望望何大福，一会瞧瞧李雄关，搞不清他们到底谁对谁错？

当天晚上，何大福一夜没合眼。半夜里，他爬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吃饭不干事，平安无事；吃饭想干事，事事有事。俩事选哪事？我选干事！”他想了很多很多。他首先怪自己，这样的事为什么事先没跟杨春讲清楚？现在让他去吃这样大的苦？他也怪杨春，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一下，报告了劝导一下，不就没有这件事发生吗？他也怪李雄关一伙，要不是你们联名写状，哪有这么大风波？他也怪金东县领导，这点事也不能宽容一下？非要用刑事办法来处理？他更怪这个穷厂，连这点请客吃饭的权力也没有，钱也没有，弄得一班干事的人事情要干，开支却没有地方出……现在，事既然已经碰上了，只有认这个霉倒了，命只有自己认了……。不过杨春怎么办呢？他还关在看守所里，他在那里什么样？听人说，大太阳灯照着，几个干警轮番轰炸，二十四小时不让休息，让他神经恍惚交待问题，他吃得消吗？这个时候，我不去救他，谁会去救他？不救他，后面人怎么看我？你说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你何大福的，今天出了问题，你在干什么呢？怎么闭嘴了？……

想了一夜，何大福决定豁出命来营救杨春。一早起来，他就直奔钱仁德办公室：“杨春这件事，不怪他，怪我。他不懂财务制度，才干的。恳求局长出面救救杨春。”

钱局长理解何大福：“关系到经济犯罪的事，谁都不敢说话。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只能出面找领导反映反映！”

找完钱局长，他又去找公安局长，说：“上面规定2000元抓人是不错，但杨春没上腰包贪污啊！他是为厂里事抵冲账的。”

局长对他说：“你讲的情况我清楚，可是这件事是县里几个领导都批示的，不抓不行！”

何大福只得直接找到万庆彪县长。没想到，何大福还没开口，万县长倒先开口说道：“是为犯罪份子说情来了吧？”

“什么犯罪份子？杨春属于不懂法律，违反了财务制度，他的钱没有上腰包，没贪污，怎么说他是犯罪分子呢？”何大福辩解道。

“公安局都查过了，他请客送礼的证据没有，也没有领导批准，私自行为就属于贪污。”万庆彪反驳说。

“怎么没有证据？我就是证据。他请客送礼的事，我都知道。”何大福说。

“那你批准的手续呢？”万庆彪问。

“当时忙，没来得及办，现在我来补办。”何大福说。

“迟了，现在已来不及了。我劝你不要再到处找人求情了，这样影响很不好。最近我们和工业局、工交党委领导碰过头了，说你这一年多工作干得很不错，准备提你当工业局副局长，万一传出去说你包庇犯罪份子会影响你的前途的。”万庆彪对这个老部下一直很关心，也很有愧意，何大福跟他二十多年，他都当县长了，而何大福还仅仅是个股级干部，有点对不起他，想借机提携他一下。

“当副局长？我现在不想了！我只想请你们领导放掉杨春。我在厂里对全厂都说过，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我何大福的。如今，真的出了问题了，杨春被抓进牢房了，而我却在外面逍遥自在，而且还要提拔当副局长，我怎么能心安理得？我怎么向全厂职工交待？职工说我讲话不算数，对我不信任了，我怎么干得好！！”何大福一咕脑儿对着老领导吐出这段话时，眼里全是泪水。

万庆彪感动了。他为这位老部下的高尚情怀而骄傲。何大福跟着他在化工厂干了十五六年，那时他万庆彪也是只想到工作，对他用得多，关心少，可何大福从没有怨言。可今天，何大福竟为一名青年大专生这样大声呐喊，其行为，真是感人至深。

三个月后，杨春被免以起诉放回了厂，原因不明，可能是公安局确实认为杨春没有贪污上腰包，可能是何大福求救起了作用，可能是万庆彪、钱仁德一班县局领导从中说了话，可能是改革开放时机政策有所宽容。总之，杨春是放了回来，而且没带任何限制使用的帽子，只带着领导一句话：“今后要注意点。”

但是，何大福升任副局长的“红头文件”，再也没有下来，但他在当地被传成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一条汉子，各路英才呼呼直朝金箔厂涌，不几年时间，金陵金箔厂成了有200多名大专以上各类人才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