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庆彪挑选何大福到金箔厂任职，知道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因为他从小受过苦难，又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立即做了两件断绝后路、破釜沉舟的重大决定：一是将自己行政工资关系从化工厂转到金箔厂；二是将自己在化工厂的单元住房交回厂里，到西山镇租房住。这个举动让他的爱人周素琴实在想不开，说：“你在化工厂二十年，谁催你啦？干嘛急着搬家？”化工厂同事也劝他，领导也告知他：“金箔厂现在一分钱奖金都没有，化工厂效益好，奖金、营养补助费每月七十多元，比工资还高，你可以人先去，关系暂时不动，房子也不要急着交”。

老婆同事们的劝告是有道理的。在那个等级、性质严格区分的年代里，何大福的决定真是“太轻率”了：金东化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而金陵金箔厂则是城镇集体企业。何大福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正式干部，属组织部在册的，而金箔厂的干部则不在编制之内。金东化工厂属“猪”的，工资奖金财政全部拨款，而金箔厂则属“鸡”的，工资奖金靠自己找米下锅。何大福一家四口过日子，老婆当小学教师，工资每月只有30元，两个小孩又要穿衣吃饭，又要上学，今后日子能过得了吗？！

这些基本道理，何大福不懂吗？他懂。可是，金箔厂前任领导懂吗？也懂。但前任书记人调到金箔厂，行政工资关系却放在县工业局，住在工业局干部宿舍楼里。这里金箔厂工人干部受罪受累，拿不足工资拿不到奖金，住在厂房里，租住在周边农村里，他那里是旱劳保收，冷暖不怕。这种不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厂长书记，能和工人心连心吗？能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吗？！李雄关一伙说得怪难听的：“何大福，还不是假积极，有意表现表现。他还不是和前任书记一样！混个一年半载，还不溜之大吉？！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煽动言语使许多工人对何大福其人疑疑惑惑。很多人知道何大福原来的底细后，总认为他到金箔厂是来“镀金”的，他不可能在金箔厂呆长。

必须断绝自己的一切后路，誓与金箔人同生死共患难！何大福要让金箔人看到，他这次来，是要与金箔人在一起将这匹死马治好，变成一匹飞马，在改革的天空中腾飞，打好改革这一仗，不成功便成仁！对企业，对他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厂干部会上，何大福大声宣告：“许多人搞‘狡兔三窟’，喜欢给自己留后路。我这人与别人不一样，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的后路，就是带领大家将企业办好，办好企业就是我们最好的后路，也是最有前途的后路！”

何大福本来是想举家直接到金箔厂住的，可金箔厂没有一点能住的地方，只好在西山镇找一点房子先住着。新租住的房子是金东县劳服公司的两间职工老宿舍。何大福当年在化工厂劳服公司当经理时跟他们的领导交情不错，因此，便临时租给了他，租金还算便宜，每月只有五块钱。房子是在县城大街旁边的一人巷，巷子取这么个名字，其宽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推辆自行车刚刚够走，如果对面再来一个人，那就得吸气收腹了。

“那可是街上的房子，出门就是街中心，租金又这么便宜，大家想租还租不到呢！”何大福在家里不停地“忽悠”着老婆孩子。

星期天一早，素琴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停当，兴冲冲地拖到新租房子跟前一看，她顿时傻眼了。“这叫什么房子啊！”化工厂的房子虽小，但好歹有近50平方，还是个套间，也挺新的，可眼前这间房子只是个40多平方的小平房。灰白的墙上乱七八糟，蜘蛛网、发黄的废报纸，还有用毛笔涂写的“毛主席万岁”，手一按，墙上的石灰粉直掉，头一抬，顶上的芦帘稀稀拉拉，有好几个洞眼正透着天光……素琴看不下去，一屁股坐在行李上。

“你这是干什么？”何大福忙把素琴拉起来。手指指对面，“喏，还有一间厨房呢！”素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巷子对面一排低矮的小平房，每个门前都有一个自来水池，只有他家门前这间既没有门，又没有水池。

“不错啦！”何大福脸上堆满了笑，他拍拍素琴的肩：“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老蒋，咱们的房子小是小了点，但总比窑洞强吧！”

素琴咬着嘴唇盯着她的男人，没有吱声。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她摊上这个只顾事业不顾家“一根筋”的男人呢？这都是命！

“唉!”素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拿起扫帚走进屋去，开始了“整治”工作。

望着素琴的背影，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何大福的心里直冒泡，既有怜爱，又有内疚。慢慢的何大福的眼睛湿润了。

当年，他是化工厂的政工干事，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多少女孩一听说他是安徽的孤儿出身，不少人拍拍屁股头也不回的走了人，直到二十七、八岁，何大福还是光棍一个。

正当他对家庭、爱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她出现了。

她是副乡长的女儿，秀气、水灵。由于底下还有三个弟妹，她从小就挑起姐姐的担子。劳动不仅没有使她粗糙，反而使她更加健康和端庄。经人介绍，他与她相识了。

他见她的第一眼，心中便断定这可能是他终身的伴侣。没有娇气，没有做作，有的只是纯洁和质朴，何大福觉得她象一片温柔的绿草坪，象一股和煦的春风。

“你，你不嫌弃我穷吗？”他壮着胆子追问了一句。

她抬起脸，轻轻地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只要你人好就好！”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当时说话时那绯红的脸颊和嫣然一笑的神情。

半年以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很简朴，家里唯一好点的家具是他从单位用废钢管焊接的一张铁架子床，刷了天蓝色，床头挡板还喷了白色熊猫图案。桌子、椅子则是自己找木匠打的，找朋友漆的。

那一年，他28岁，她25岁。

结婚后，他忙他的事业，家里一点也顾不上，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后，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她的肩上。洗衣服、做饭、换尿布、带孩子……她忙得不亦乐乎，却从无一句怨言。有事没事，她总爱带着儿子往娘家跑，每次回来是大包小包的拎着。一条咸鱼、一片咸肉、一捆莴笋、一袋青菜……只要是能带的她都往家里带。多少年之后，何大福始终感到妻子是他最稳固的大后方，她的纯洁和质朴，象夏天炎热中凉爽的绿荫，象冬季间寒风中温暖的炭火，她默默地支撑着这个起步艰难的家庭，无怨无悔。

他不记得他曾经为她买过些什么，每个月他把工资上交以后，他就不管了。一个月五十多元工资，他记得结婚前一个人都磕磕巴巴，可到了她手里却还能有“富余”，一会儿给他买条裤子，一会儿买点毛线给他和孩子们打几件毛衣。去年，她还买了个电熨斗，从此他出门时格格正正，裤子上始终有一条笔挺的缝。

十年了，他记得她好像只跟他提过一次请求。那是五年前，她还在胜利小学当老师。一次回家她跟他说，“听说，县总工会需要人，你跟工会的主席那么熟，能不能帮我说说呀？两个孩子都在西山上学，我在胜利小学实在不方便”。周素琴知道何大福的脾气，对自己从来都是“三不提”：不提职务高低、不提待遇多少、不提条件好坏。这一回她估计自己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谁知，这回他竟去了。县工会主席是他的老领导，一听来由，当场表态，“没有问题，但有个条件，你也一起调过来，给我当个办公室主任，隔两年以后提你当副主席。”何大福当时已经是县里的名人了，他写的稿子给万庆彪做发言，曾经七次被掌声打断，县工会主席爱他的才，一心想把他挖过来，再说这么优厚的条件谁能拒绝呢？可他太爱化工厂了，他割舍不下他在化工厂的事业。“就是我老婆调不成，我也不愿离开化工厂！”他撂下话后，不再提老婆调动之事。

此后，他没调总工会，老婆也没去成。

回家后，他跟她讲了一遍，她静静的听着，没有吱声。他想解释可终究没能说出口。

多好的老婆啊！可今天，他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还要带着全家出来吃这个苦。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素琴……”他喊了一声。

“啊？”素琴正埋着头扫地，灰尘冲天而起。

“将来，将来一定让你住大房子、住好房子”。他揩了揩脸。

“去去去，快去打点水来”，素琴冲到门口，不停地咳嗽着，像是从灰堆里爬出来一样，脸上、头上、身上已灰蒙蒙一片。

一天的辛劳，到傍晚小屋已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一张蓝花布帘子把房子隔成了里外两间。墙上糊满了新报纸，地上被拖得干干净净。小厨房里煤炉、碗柜、锅、碗、瓢、铲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床怎么办呢？”素琴对着那张折叠床犯了难。

何大福也愣住了，这两间房的确太小了，一间做他们夫妻房，另一间做客厅，但一张桌子，四张板凳一放，再把床挤进去，要是来个人连坐都坐不下……这可怎么办呢？何大福抿着嘴，眼睛到处打量着。“有了”！他大叫一声，把周素琴吓了一跳。

“这几天先叫小孩睡在地上，铺点厚棉花胎，后面我负责解决此难题”。第二天，他就找人边比划、边忙活。用木头打了一个框，钉几根档，用几张纤维板钉了一个无腿床，然后背面装上绞链，另一方在墙上钉了两根角铁，床框与角铁连在一起，成了一张活动床。白天拉起靠上墙，晚上放下一张床。拉起时，正面贴上一幅画，象中堂。

“怎么样？”他朝素琴挤了挤眼睛。

“亏你想得出来”，素琴不知道说什么好。

“远看像幅画，近看是张床。晚上人睡它，白天挂上墙！”何大福一脸的得意竟摇头晃脑吟起打油诗来。“这是创新，这是创造！”最后，他还来个定论。

“你……”周素琴又好气又好笑，“你”了半天也没“你”出来，可嘴角却不经意间露出了笑。

睡觉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何大福夫妻也算定了心。可是江南春季梅雨连绵，他们租住的这间旧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间与厨房下起雨来，几乎与外面“保持一致”。外面怎么下，里面怎么下。所以，他们最害怕下雨了，下起雨来，家中的澡盆、脸盆、脚盆、痰孟、咸菜缸、大碗全部用来接雨水，好不“热闹非凡”！事先，县劳服经理只跟他说了有点漏，没想到漏得这么厉害。

居住条件差就差点，自家人克服克服吧！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自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后，厂里的干部职工上门的越来越多了，许多人是来反映和商讨工作的，也有不少员工是来反映困难的，何大福夫妻都是热情好客，不厌其烦，端茶递烟。谁知，他们越客气，在厂里名声就越好，名声越好，来客越多。开始，他们还能抵档得住，时间一长，家中财力吃不消了。更为难忍的是，何大福常常在中午十一点多钟和下午五点半钟将厂里人带到家中吃饭，他将家当成了旅馆饭店，常常搞得周素琴措手不及。

这天上午，何大福和刘恒从县工业局开会出来，已经快十一点半了，偏巧天又下起了大雨。

“老刘，你家离得远，下雨又不能走，我家近，走，到我家吃过中饭再走。”何大福连拖带拽将刘恒拖到家，老远就叫嚷着：“周老师，快！刘厂长来了，中午吃饭！”周素琴当老师，何大福从结婚到现在都喊周老师。

一跨进何大福家门，刘恒与周素琴同时都愣在那儿。刘恒愣的是：何大福家中竟然用六只盆罐在接雨漏，比他家还差！顿时热泪涌出眼眶。周素琴愣的是：何大福自调到金箔厂，每天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怎么这时候跑回来吃饭了？她刚下班回来接漏，一点准备也没有。泪花都急出来了。她忙扯了一下何大福衣角，将他拖到厨房，含着泪水说：“你这时候叫我忙饭？怎么忙啊？到哪儿买菜啊？就是有菜买，哪儿来钱啊？”何大福从来都是乐观派，连忙说：“客人到，一定要脸热、心热、锅热，没有菜没关系，只要做到‘三热’就行了。你给我炒一盘家乡花生米，割一点咸肉，炒点大蒜，再烧一个榨菜西红柿汤就行了！保证刘厂长高兴！”一席话说得周素琴破涕为笑！回到客厅，何大福又冲着刘恒说：“今天叫你来吃饭，不是向你哭穷的！我们比你们还好呢，你们住大通道，我还住单室间呢！”说完，两人都苦笑起来！

二十多年后，何大福事业有成，专门在当年化工厂靠秦淮河边上的一块空地上，建立起一幢豪华别墅，连地下室共四层。家还没搬，周素琴就闹了起来：“房子这么大，叫我怎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