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江宁大地上，如果哪个提到李林美，认识的人多，不 认识的人少；竖大拇指的人多，摇头的人少；佩服她的人多，冷讥她 的人少。 李林美出名，是因为她认识的人大多是名人。解放以后很长一段 时间，我们苏南一带党政干部中，绝大部分都是山东南下干部，李林 美是山东莱芜人，她的丈夫张春生正好也是山东南下干部，所以她与 江宁许多有头有面的人物混得像亲姐妹一样，常常在许多公开活动或 私下活动时，人们发现在场的都有李林美。改革开放前干部任用都是 任人唯贤，再加上党员自身严格要求，向组织上从来都是“三不提”： 不提职务高低，不提待遇多少，不提条件好坏。因此，即使李林美与 头面人物、实权人物混得再熟，她也从没想过要捞个一官半职，别人 也没特地为她做个什么人情。要是现在这个社会，李林美凭她的资历、 能力和关系，最起码也该是个副处、正处之类职务。然而，李林美直 到退休，也没成为一个公务员身份，只是一个普通职工。 李林美名气大，另一个原因，还是她的个性特别。大概是她五八 年就是山东老家一个人民公社妇女主任的缘故，她一身都是“干部” 的精气神，抽烟、喝酒、不管什么场合都不怯场。她父母在她“女大 当嫁”的岁月，将她嫁给了山东南下干部张春生，这才随迁来到江宁， 而她的丈夫性格恰与她相反，少言寡语，不善言辞，跟大多数山东人一样，忠厚老实，只晓得拼命打仗，只晓得埋头干活。一九六四，她 的丈夫调到化肥厂任中层干部，她随迁进入化肥厂一个车间当工人。 由于她身上有“干部遗风”，结果在化肥厂三干两干，她丈夫当干部 反而默默无闻，而她当工人却显山露水，人们在介绍她丈夫时，都说： “这是李林美的丈夫张春生！” 李林美与我家建立深厚感情源于“文化大革命”。那时，李林美 的声名进入了顶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江宁化肥厂是江宁最 大一家国营企业，成了“江宁造反派”活动指挥中心，全县造反派总 司令政委都是化肥厂人担任。在那些日子里，只觉得厂里每天都是热 气腾腾，游行示威，戴高帽子，写大字报，个个浑身是劲。一九六六 年九月三日，当时的党委委员，人事科长陈义洪，平时喜欢“出人头 地”，太犯嫌，被厂里“造反派”第一个“开刀”，他们制作了一顶 又大又高的帽子，戴在陈义洪的头上，胸前还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 着“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义洪”，并用红叉一画，走在最前头。跟 在后面的几个戴小高帽子的团委书记赵林明、副书记林正长、团委委 员窦厚立，都是厂里原来的积极分子，这中间就有一个女人李林美。 一二百人跟在后面，浩浩荡荡前往县城县委所在地，打响了江宁造反 第一炮。当时，围观的群众个个指向李林美：“她是什么干部？” “文革”那年，我正好二十岁，青春年华，因为“根正苗红”， 自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就在我们揪斗陈义洪、李林美 那天晚上，我与李林美一同上夜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李林美神秘 兮兮地走到我的面前，轻声对我说：“宝全，听说造反派明天还要到 省委、市委冲砸大楼去？希望你千万不要去，共产党省委、市委是什 么人都能冲砸的吗？不要听他们瞎煽动，否则以后要倒霉的。”李林 美的这番话，让我突然清醒，她比我大十五岁，政治经验、工作经验 都比我丰富，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我真的听了她的话。那天我找了个理由没有上省、市委，以后的所有打砸抢活动，我都找借口不参加， 有一段时间，打砸抢活动进入高潮，工厂也停了，我不声不响回到了 和县老家孙庄村躲了一个多月，果然，后来凡是“文革”当中打砸抢 骨干分子，都当作反革命论处，而我，由于没有打砸抢污点，第一个 从工人中提拔为“以工代干”，当了厂部秘书，1970 年又成为江宁工 业战线第一个入党的青年。由此，我与李林美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将 她当作一个真正能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的好大姐。 自从那次揪斗陈义洪、李林美造反活动以后，我逐步觉得这些人 “造反”大部分带着泄私愤的目的，整天闹闹冲冲不上班，这像什么 话呢？于是，与我有相同想法的部分青年骨干，分别退出“造反派” 组织，重新成立一个叫“从头越”的群众组织，名字取自毛泽东诗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虽然也叫造反派组织，实际 与另一派革命造反派组织相对立。我们这派组织当时只有四五十人， 不到另一派组织人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原来厂里的 积极分子，李林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从头越”组织里面成了一 个不挂名的“参谋长”。 那一阵子，我们常常开碰头会，统一认识，忙得也热火朝天。由 于我们的存在，给另派组织带来对立，因此，对方视我们组织为眼中 钉。特别是我，又是“从头越”组织骨干力量，对方将我视为重点“打 击”对象。一九六七年夏天，造反派几个主要头头，将我揪到职工俱 乐部，对我进行绑架式毒打。他们用两根竹扫把棍，轮流在我屁股上 抽打。他们事先告知，因我堂哥堂嫂在他们组织内，所以只打屁股， 不打头不打腰部。结果，从晚上七点半打到晚上十一点半，打裂了两 根扫把棍，令我皮开肉绽，一个月不能仰卧，只能趴着睡觉。那些天， 李林美嘘寒问暖，煨鸡汤，烧好菜，天天伺候照顾我。并且鼓励我： “不要被他们吓住，以后这些人绝没有好下场。”那时，李林美在我们工厂算几个有钱人之一，她丈夫月薪七十几元，而我们只有三十元。 因此，她家成了我们“从头越”接待吃喝中心、会议中心。李林美毫 不吝啬，倾囊扶持。当原团委书记赵林明被造反派逼走他乡时，李林 美掏钱，我们出人，暗中援助赵林明一年之久，如同解放前群众支持 地下党的真诚。“文革”后，原来被冲击的所谓“保皇派”和“走资 派”重新“官复原职”，掌握大权。李林美又继续在车间岗位当工人， 继续着她的“三不提”原则。 后来，社会上流传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叫“文化大革命中滚过 草的”，李林美与我之间患难之中见真情。以后几十年，李林美与我 家属之间不是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二○○二年，我家属患了癌症， 手术后二○○五年复发，二○○八年再复发，二○○九年九月二日病 逝，李林美整日精心照料，陪她到省城，上首都。在我夫人最难过的 几年里，她像请来的护工一样，无论烈日夏天，还是寒冷冬天，她早 上八点到病床前，晚上十二点离开病床，这中间寸步不离我家属。帮 她抚摸病痛，帮她洗澡换衣，帮她处理屎尿，同她促膝谈心，直到生 命最后一刻，将她送上坟地。这中间她停止一个小生意门店营业，停 止一切交往活动。李林美比我家属大二十岁不到，一个八十岁大姐照 顾六十岁小妹妹，无微不至，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令我感激涕零。 家属在临终前，多次对我说：“我来生一定要报答李大姐的恩情！” 而最后，为了感谢一些人在我夫人病重时的关心、关怀，我分别给他 们发了部分酬金，我也想给李大姐一点酬金，她竟然坚决拒绝，分文 不收。每每想起这些事，我心里的感激之情都会油然而生…… （2017.9.15）